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
张曙光：大家上午好！感谢主办单位的邀请，我觉得统计局和尼尔森公司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尽管信心是一个主观的状态，但是人们的行为总还是由自己的心理状态来决定的。另外一个，刚才陈全生也做了一个很到位的评论，他的观点有些我很赞同。咱们今年的经济，确实率先复苏，现在人们确实有点过度地乐观。拿中国经济的运行来看，我有一个问题，我不担心快了达不到，而是担心咱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稍微慢一点，而把力量用在改革一些制度上，可能更好。
但是，慢对我们来说，也许更难。所以，这个状况，我不想讲这个事情了。上面的信心指数，也可以说是一个短期的，尽管是对未来的，但是他现在预测的是第四季度，2010年搞第一季度。我今天是想讲一个有关消费启动的一个中长期的问题，就是从外源工业化到内源城市化。为什么讲这个问题？
咱们前30年走过的道路，基本上是外源工业化的道路，什么是外源工业化？我可以简单地说，就是说你的市场、你的资源，有很大一部分要依靠外部市场，而不是内部市场。所以，你从这一点上来说，咱们可以从前30年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市场，很大一部分是靠外源市场。比如说咱们工业品出口大概占到工业产值的25%左右，也就是说你四分之一是在国外市场上消化的。还有，比如说资源，咱们引进的技术，咱们利用世界上的资源，比如说油，咱们现在石油的依存度，对外部市场的依存度，已经超过了50%。至于说咱们每年进口的大量的机器设备，这也很清楚。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咱们这个外源工业化，你可以看，中国的30年的发展，主要是沿海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而相反的来说，内地的这个工业没有发展起来。为什么呢？咱们沿海12个省市的工业产值占到了全部工业产值的70%几，而沿海的面积大概占到20%多一点，沿海的人口占40%。所以，也可以看出我们的工业化是集中在沿海地区。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咱们这种外源工业化，造成了咱们很多重要的市场上的杠杆，很多是扭曲的。比如说汇率是扭曲的，因为咱们的汇率，一直在低谷，也低估了你的出口产品的价格，才有竞争力。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汇率的低谷必然返回来影响到国内。为了配合这个事情，国内你可以看资源要素的价值也是扭曲的，而这种扭曲就造成了我们内部的产业结构上的失衡。因为你是围绕国内出口，所以贸易品就很强，制造业就很强，相对的服务业就发展不足，非贸易品就发展相对慢，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这种状况，就抑制了国内收入的增长，收入增长不快，你想想，消费能够启动吗？
那是很难的。所以就造成了咱们既然是非贸易品第三产业的发展滞后，你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所以，咱们现在的城市化水平算上进城农民工才是45.7，这个和世界平均的状况，和发达国家的状况，都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觉得咱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那么外源工业化，反过来说，又是一个成功的工业化。你可以看一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成功，都是走的外源工业化的道路，而内源工业化的道路走不通的。所以，中国这几年经济发展的路子，可以说是对的。因为你可以看，最早这些老牌的发达国家，比如说英国、美国，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的道路也是外源工业化的道路。
他是依靠对外殖民、对外扩张来打开了他的市场，取得了他的资源。这个大家都清楚，这是一波。那么你再看亚洲四小龙，包括日本这些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外源工业化的过程。他是出口导向型的，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因为这些发达的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通过产业的转移，通过他的市场，你可以看，这些国家也发展起来、也实现了工业化。
而中国也走的是这个路子，不过咱们状况不一样，四小龙是小国，而中国是一个大国，这个是我们和他们不一样的国家。
相反地说，内源工业化是不成功的，你可以看咱们改革开放30年，内源工业化为什么不成功？就在我刚才讲的市场和资源这两个条件。咱们那个时候，大家想，我们把大量的收入积累投资于工业发展，但是你想一想，这个资源用到这个地方去了，你人们的收入增加很慢，你又没有国外的市场去发展。
咱们那个时候搞了很多工业，过去说建立了工业基地，但是其中有很多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这个路子是不对的。但是，问题又在于外源工业化的路子，任何一个政策的长期实施会不会出问题，咱们搞了30年，已经有了政策，但是现在正好遇到了金融危机，说明这条路子也许对某些小国来说，还可能，但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恐怕是不行的。所以我倒觉得现在要转向内源的城市化。要依靠我们自己内部的资源、内部的市场，能够进一步提升起来。那就是要走一个城市化的道路，用城市化去推进我们的发展。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大家想这个城市化的过程，一个是一个资源要素重新配置，由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的过程。你想想，土地这是非常明显的，在农村用地的时候，咱们现在的价格一亩地几万块钱，到城市里几十倍地翻。另外是一个收入增长的过程，如果把城市化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减少农民的过程，城市人口增加的过程。你再想想，如果这个转移过程比较顺利，而且你把这个农村进城人的收入能提高到城市人的水平，你想这是多大一个市场。
咱们现在2009年农村的收入，据现在公布的资料是5000多元，人均的农民的纯收入。城市是13000元、14000元了，你想想这个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就是把收入提升起来以后，进城人的收入提高到城市人的水平，那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所以，这才是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其实到现在转变条件已经成熟了，咱们经过30年的外源工业化，已经建立了大的制造业的基础。 这些年来，尽管土地城市用了很多，但是中国的土地面积，还是相当大的。过去的土地是没有流通、没有交易、没有市场、没有价格。你现在看看，既然城市这块已经交易起来了，如果农村也能够流转起来，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咱们有这么大的资源在里面，所以我觉得现在做这个转变，是条件成熟了。咱们这样的发展，可能就不仅仅是沿海地区的发展，而是内地的发展。而且内地的发展，也不可能走沿海过去的路子，因为外源工业化实际上是一个借来的工业化。这是我们要做的很重要的事情，这个转变遇到了一系列的需要调整的过程。
比如说咱们要推进城市化，那么城市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减少农民，那么减少农民就牵扯到现在如何来解决我们农村的土地问题。其实农村的土地问题，咱们想实际上是三部分人。一部分是进城农民工，你怎么解决这让部分农民工彻底拔掉农村的老根，完全城市化。咱们现在城市化的毛病在什么地方？
是水平低，农民工进了城，但是他并没有在城市扎根，他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消费方式、消费水平都是农村的，他在城市挣了钱，把钱寄到农村，到农村盖房，人在城里边又不住。实际上农村房子的空置率和城市房子的空置率都相当高，你想想，这是多大的浪费。而且咱们这个过程，是人动了地没动，人进城了，每人还有一块承包地，如果你人也动、地也动，资源要素同时来动。大家想一想，这个城市化就可能是完整的。
那么我们怎么解决这部分问题呢？其实刚才陈全生也提到了，你要这部分人进城，你就得解决社会保障、就得解决安居的问题。咱们现在的房地产政策，尽管政府要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但是从供给和需求量方面都有矛盾。需求，咱们想想，现在房子的安居工程，只考虑城市里边的贫困阶层，而没有把进城农民工包括在内，这可能是安居工程最重要的一部分。
再从供给方面来看，既然住房问题不仅是消费问题，而且也是投资的手段，同时也是重要的社会政策，那么政府应该承担这个责任，那你政府怎么承担？咱们现在说你要建立六百万套，谁去建？钱哪来？很多问题没有落实。叫谁去建？我是有一个问题，你看看能不能解决。
咱们现在很多国有房地产公司，进入房地产业了，进入房地产二级市场去炒地皮、炒楼价。咱们能不能变一下，让这些国有房地产公司都去搞安居工程，代行政府职能，如果这样一变，问题就能解决了。因为这样一个问题，牵扯到我们一系列调整的问题，因为这些人进了城，就要给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你解决了这些问题，才可能把农村的根拔掉。他把他那块承包地，加上农村的市场的发展，转移出去就可以了。
第二部分农民是城郊农民，为什么呢？进了城以后，城市要扩展，肯定是占城郊的土地，由于城市周边地价上升很快，这部分农民你要用他的地可以，但是你必须把大部分的土地的增值收益给他，他才可能放弃那个土地。咱们现在不是，咱们现在是土地收益大部分被政府拿走了，你看看去年咱们的土地出让金1.5万亿，哪来的？肯定是剥夺了农民的利益。
所以你就得解决这问题，土地给城里边用，收益大部分给农民，当然政府也要拿一部分，因为土地的增值，这个不能全部给农民。因为基础设施的发展，这些都需要，你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第三部分，就是种粮的农民，你城市要扩展，可以看现在的土地政策存在的问题。小产权发展，为什么？土地增值收益快，农民也要分享城市化的成果，你又不让他分享，于是他就盖小产权房。那么政府又害怕，我一旦放开以后，土地保障、耕地保护问题解决不了，粮食安全出现问题。粮食安全需要考虑，中国是个粮食大国。
怎么解决呢？我们现在也有问题，咱们现在就说，行政命令，你只能给我种。当然，现在也有了一些补贴，但是问题在于你现在的办法，是基本上让农民承担了耕地保护的成本。那怎么办？这个办法使得利益不相容，所以农民也保护不了土地。所以，现在土地政策里有非常令人发笑的事情，农民也不保护土地，但是由于种粮的粮价太低、收入太少，所以不保护。
地方政府想从土地里面拿土地出让金，地方政府也不保护，开发商更不保护了，现在保护耕地就是中央政府，就是温家宝总理。但是问题是你既然利益不相容保护不了，你就想办法让利益相容，让农民自己保护。你就要想办法制定政策，使得种粮农民去保护耕地，这才能解决问题。
实际上你就是通过建立耕地保护基金，让发达地区、让城市人也承担这个成本，大家拿钱来补贴农民、鼓励种粮、提高粮食价格，通过这些办法，使得他达到平均收益的时候，农民自然愿意保护耕地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说实在的，咱们的一系列资源要素价格，包括汇率都需要调整。你不调整，这些过程有很多会出问题的。咱们不要光想到说，国外来压我们，要我们调整，实际我们自己也得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你扭曲了，是对自己造成了伤害。去年第四季度GDP增长了10.7%，相当高了，今年很多人预测11%、12%，我觉得咱们要考虑这个问题。你如果说咱们不要把12%绷得那么紧，而在这个经济回稳和回暖的这个情况下，咱们加大一系列的调控，可能就会使得我们的一系列问题，能够比较好地解决。
当然了，去年比如说贸易也可能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今年就不增长，去年的困难也过来了，今年稍有增长也就可以了。如果在这个情况下，咱们能够把一系列的资源要素的价格，包括汇率的调整做出来，也是一件好事情。只要你的这些价格能够动、能够调整，那个市场的信号很多问题都能解决。
为什么能够销售那么多？增量那么多？不只是补贴的办法，补贴的办法，实际是价格降低了，很明显的道理。当然了，你说我现在汇率升值，但是为什么没解决问题呢？因为它是一切的政策不配套，你想一项调整就能够达到汇率升了，为什么我的贸易顺差还在增长，恐怕不是一个政策，我们需要一系列政策的配套。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做这样的一些调整，中国可以看到，我们的内需启动起来，那么我们短期信心向好，长期一系列的调整，也让方向朝这个地方去。出口的减少和贸易部门的调整加起来，服务业就发展了，人们的收入提高了，咱们的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要在这方面去做工作，因为市场化的过程、内源的过程，不是说你没有这些东西，而是你有这些东西不在这儿，但是你怎么去使用它、怎么去调整它，使它用到你需要的方向上去，那才是有效的。
不然的话，咱们也可以看到，如果说我们不做这些调整，我觉得我们今年遇到的困难可能很大，比如说外部，如果咱们还不调整的话，你想一想，这个贸易摩擦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是很大的，是很多的。你再不调整的话，你遇到的就可能是人家都来对准你，那对咱们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你再看，如果说咱们要把内部这个结构调过来，使得制造业不是现在这个发展势头，而是服务业发展上去。你就得调整这个事情，因为他实际上牵扯到很多问题，咱们现在的这个状况，你把很多利益送给别人，还招到别人的指责，因为你的出口价格低，人家到国外市场上说你倾销。所以，我觉得这个调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咱们政府今年提出来，要保增长、调结构、稳预期，我说不如翻过来，调结构、稳预期、保增长。保增长的事情可以缓一缓，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中国经济如果能够按照这样去调整的话，我觉得咱们可能避免了二次危机，也能够保证长期发展，所以那样一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可能是民之大福、国之大幸、官之大德。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