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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离我们有多远？

2007年12月18日 14:19

    结构性扭曲愈演愈烈

    这种从计划经济延续而来的增长方式的一个弊端就是偏向生产而轻视消费。

    《中国经营报》：又到年关，我注意到你在最近指出，2007年将是中国最近十年来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也是宏观调控这一根弦绷得最紧的一年，该如何理解这一总结？

    沈明高：我认为在经济转型中已经出现了重要的变化。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讲经济结构调整、刺激内需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过去只是一些单个事件，也一直不是大问题。比如，去年年初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曾列出了十一大产能过剩的行业，但是这些行业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却都是今年涨得最好的——有色金属、钢铁等。再比如，2004年经济出现过热，投资增长较快，但是当时通过一些政策措施的调整也就解决了，经济照样保持了快速增长。

    以往结构失衡带来的问题往往并不严重，甚至看不到问题，所以强调结构调整给人“狼来了”的感觉，但是今年以来事情已经在起变化，“狼”可能真的已经来了。存在多年的老问题，如流动性过剩和信贷或投资增长过快，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有恶化的趋势，此外，又添了两个新问题，即资产价格上涨过快和通货膨胀高位运行。这可能意味着，由于结构扭曲带来的一些货币现象有显性化的可能，以后可能会愈演愈烈。

    《中国经营报》：你指出明年可能是结构性调整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口号变为切实行动的一年，那么是否意味着你上述提到这些累积的独立事件到了一定程度，有爆发的可能性？

    沈明高：明年经济可能面临三大不稳定因素：美国经济增长的大幅度放缓甚至衰退，资产市场出现大规模调整，以及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除了美国经济是外生性因素，其他两个都是内生的，源自经济结构失衡和转型的缓慢。在目前的情况下，很难把通胀的压力、资产价格的上涨、信贷或投资的快速增长当做一个个单独的事件来看，因为解决了一个问题往往以另一问题的恶化为代价。

    如防止资金向资产市场转移过快，需要提高利率，改变银行存款实际利率为负的局面，但如果银行存款利率提升过快，资金回流到银行，就有可能引发银行的放贷冲动，同时还会引起热钱加速流入的担心。调整结构最根本的是刺激消费，但消费需求的增长又会带来通胀的压力。再比如，控制信贷、提高能源价格或限制“两高一资”企业的发展可以抑制投资，但在抑制一些投入品价格上升的同时却可能导致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如此等等，调整结构与结构扭曲带来的一些货币现象之间出现了冲突，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压下葫芦漂起瓢”。也就是说，政府政策的选择范围和空间受到挤压，难以出台有效的政策措施，结果可能是行政干预大行其道。

    《中国经营报》：这种结构性扭曲的问题，你觉得是不是增长方式的问题造成的呢？这么多年我们的经济增长表面看起来一帆风顺，下面却藏有着隐患，你觉得我们经济增长方式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

    沈明高：应该是的。简单来说，我觉得目前最大的问题确实就是消费相对不足的问题；再深层次分析，国内老百姓没有从根本上真正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这种从计划经济延续而来的增长方式的一个弊端就是偏向生产而轻视消费，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从整个经济制度的根本设计来说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生产，却不利于消费者。

    今年比较特殊，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火暴带来了一定的财富增长，但是因为这些投资的风险太高，这些收入的增长与一般工资收入增长是两码事。在股市中挣的10万元与工资收入的10万元，看上去都是10万元，但是含金量是不同的，股市投资背后的风险远远大于工资所得。国外的研究表明，如果消费者觉得财富收入越稳定，由此产生的财富效应对消费增长的支持作用就越大。即使同为资产价格上涨，在加拿大，1%的金融财富的增加对消费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房价上涨1%却可以带动消费增长12%。

    《中国经营报》：现在是年关，监管层再次收缩信贷，这种类似行政性的信贷控制措施能够达到预期目标么？目前经济的结构扭曲又该如何矫正？

    沈明高：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倡“货币政策从紧，财政政策稳健”。可以预见，财政政策必然在结构调整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短期之内很难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否则将引发通货膨胀。首先可以减少原来支持工业生产的开支，加大公共政策开支，比如既然可以以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来为中投公司融资，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为社保医保融资。

    在不考虑扩张性财政政策前提下，可以考虑对财政支出结构加以调整，比如取消对企业补贴，而增加对消费相关或公共品相关的投资，达到鼓励消费的目的。

    目前面临的流动性过剩、信贷高涨与资产价格高涨、通货膨胀等货币现象，行政手段能够起到一定的干预效果，但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如果信贷控制过紧，受影响最大的是吸纳大量就业的中小企业。在目前情况下，风险最小的方法应该是尽快加大人民币的升值幅度，汇率政策若是不主动，货币政策便很难主动并奏效。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今年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升值幅度达到10%，那么目前情况就不会那么严重。

    民众应分享经济增长成果

    一个国家财富在国家和居民之间的分配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储蓄率水平。

    《中国经营报》：出口，投资，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三匹肥马，但是现在仍旧是一匹瘦马两匹肥马，投资与出口已经成为肥马，消费还是一匹瘦马。刺激消费如此之难，难在何处？

    沈明高：这个问题存在已久，但原来还不是很严重。我个人认为，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资产的货币化是导致消费这匹马越来越瘦的根本原因。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资产货币化开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距今还不到10年时间。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将政府原来大包大揽的福利体系改为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调节，目的是提高效率，如住房市场化、教育收费等。市场化最重要的一环是市场定价，但结果是主要服务的价格在政府定价的基础上全面上升。市场化又推动了主要资产的货币化，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涨。

    然而，市场化和货币化的过程并不是对称推进的，政府推进公共品的市场化之后，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效率。但同时，政府积累的大量资产却没有经过重新再分配，或再分配的程度有限。因此，市场化和货币化的结果是：一方面，个人需要承担原来政府免费或低价提供的公共服务，支出增加；另一方面，大量资产仍然集中在政府手中，政府是资产货币化的最大受益者。这两者之间的不对称使得家庭或个人的购买力相对下降。

    《中国经营报》：关于货币化导致所有权偏向国有或者集体所有制这点，是否就意味着普通民众其实没有从货币化过程中获得好处？

    沈明高：是的，在货币化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收入增加不够快，赶不上价格增长的速度，也就是说你的购买力相对下降了。目前，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货币化的进程在加快。

    以2000年前后住房市场化为基本的切割点，住房市场化、医疗也部分市场化、教育开始收费等等，都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保障，这些服务本来属于公共品。随着货币化的进程，不仅是资产还包括服务、公共品的货币化、资源的货币化都交织在一起。公共品的货币化对消费者是不利的，因为它的目的是市场化，市场化的目的是使得公共品的供给增加，但是市场化过程没有完成之前，公共品的供给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不足，导致价格增加。一方面公共品是原来从国有、国家垄断向市场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从自然资源、财富的角度，它的所有权没有变化。

    所以，在货币化的过程中如果所有权与公共品同时释放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回到计划经济的逻辑上来，计划经济是政府掌握资源，政府提供保障；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把它的义务市场化了，但是权力仍然在它手里。这个问题反映到经济上来就是一个结构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对未来不能确定，只有依靠更多的储蓄来平衡未来的消费，而储蓄更多支持了投资增长和出口扩张，这是我国结构失衡的最基本特点。从国外的情况来看，中国于2001年末加入世贸组织是重大的利好，如果中国没有加入世贸组织，可能还是处于通缩的状态，产能过剩的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依靠国内消费来消化。加入世贸组织刚好使得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走上了极致，甚至已经有点冲过头(overshot)，现在可能到了一个转型的时刻。

    《中国经营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你认为老百姓没能充分享受成果的深层次原因何在？你又有什么改进的建议？

    沈明高：在过去五年，以名义GDP衡量的经济保持了14%左右的增长，人均工资水平增长大概也是14%，但是中国老百姓平均年收入水平增长却低于14%，这主要是因为所谓财产性收入或者投资收入的增长远远低于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那么，在中国投资的回报或财产的回报究竟应该是多少才合理呢？除去今年的特殊情况，我认为从长期来看应该与经济增长的速度相一致。如果低于这一水平，那么家庭资产相对于整个经济来讲就会缩水。但目前中国的投资者很尴尬，在经济快速扩张下缺少能够参与其中的手段和途径，鲜有回报与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的投资产品。一方面货币化，一方面投资收益低，国内的民众只能选择储蓄，减少消费，这也是刺激消费比较困难的深层次原因。

    很多人提倡通过收入再分配来刺激消费，但是我认为在目前的利益格局下，财富再分配比收入再分配更为重要、务实。当然财富再分配不是一项容易做的工作。目前，财富再分配有三个办法：一是国有企业上市；二是发行公司债或地方政府债；三是资产证券化。从广度与深度完善金融市场，可以部分起到财富再分配的作用。

    当然，有人更愿意用文化、传统或习惯来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但在经济学看来，这些都是内生性的，用这些原因来解释高储蓄率有用现象解释现象之嫌。我的一个假说是，一个国家财富在国家和居民之间的分配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储蓄率水平。例如，在美国，几乎所有的财富都掌握在个人手里，美国居民的储蓄率也是世界上最低的之一，而同为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法国，国家通过国有企业的方式掌握较多的财富，相应地，法国居民的储蓄率也较高。

    《中国经营报》：你谈到财富再分配的一些手段在长期来说意义重大，但是我感觉在目前的博弈格局下民众还是处于相对弱势。比如中石油，被套牢的也是散户居多。一些初衷良好的政策在实施中很容易变调，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沈明高：这里是有一个股票定价的问题。如果定价过高，不但没有让老百姓分享好处，反而成了上市公司圈钱的手段，不但对消费没有帮助反而有害。当然，随着市场的开放，定价也必须是以市场为基础的。中石油内地IPO之后大幅度连续下跌可能是一个特例，长期来说持有中石油应该是可以享受经济增长的好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以国有企业发行股票进行财富再分配的风险是很高的，而通过发展公司债市场的方式风险就小了很多。

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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