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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开放40年

2018年09月18日 16:36   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李斯璇: 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对话》栏目和世界经济论坛共同主办的对话达沃斯。今天的主题其实非常清楚,叫做“中国对外开放40年”。我们知道,今年时间节点非常特殊,中国改革开放40年,其实在这40年的风雨历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见证者,今天场上所来的各位来宾,他们其实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他们有不同的人生的经历,他们的企业其实也是这40年过程中的风雨见证者。

2018-09-18 09:22:32

李斯璇: 介绍一下台上各位嘉宾: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念沙先生, IBM大中华区董事长陈黎明先生,日本对外经济机构的总裁赤星康先生,最远端的这位是北京大学南南合作发展学院院长傅军先生。

2018-09-18 09:23:20

李斯璇: 说今天的这样一场论坛,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中国对外开放40年,我们想了这样一个方法,这是一个时光机一样,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40年时间节点。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一会儿大家会看到,图片上记载着一个又一个的非常重要的关键的时刻,相信各位的企业也走过了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现在我们既然是时光机,我们先把时点调回到1978年,那是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元年。在那年,中国就已经实现了对外贸易的多个第一,我相信其实今天在座的观众有的不见得知道这个实际上的数据,但是有一些真真切切影响生活的事情发生了78年当时的松下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的外资公司,1978年的时候,会场上也可以找到的可乐时隔30年再次回到中国,78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2018-09-18 09:23:53

李斯璇: 想从两位企业的代表来问问,78年大家在对外合作和对华合作上有什么样的故事。徐董事长,保利集团80年代成立的,那时候第一个对外合作项目是什么?

2018-09-18 09:24:12

徐念沙: 说到第一个合作项目,得说保利成立的初衷,78年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对外贸易有了急速的增长,不管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各个行业、各个专业都要式行现代化,要走出去,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包括国防工业过去基本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和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也需要一个重要的国防装备的现代化。这个装备的现代化就不能通过政府来做了,需要用公司制的方法,这样便于跟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全世界的习惯性的贸易做法进行对接。在这种情况下,中信集团和军队的装备部队合资成立了保利科技公司,这是保利的前身。在1984年。我们第一单业务跟美国合作的黑鹰直升机,我们知道当时西藏是高原,用俄制和国产当时的直升机技术飞不了西藏。为了解决西藏高原当时能够用直升机的问题,所以跟美国合作,随后,就跟法国公司合作,也有小羚羊还有直升机等等一系列的装备。

2018-09-18 09:25:05

李斯璇: 其实这个故事刚才徐董事长用梳理的方式,阐述了历史,网上段子大家听过,保利买卖军火发家,讲讲当时什么心态呢?有什么挑战?

2018-09-18 09:26:11

徐念沙: 买卖军火不太好听的词,我老得做一番解释。一开始我们初衷就是国防装备现代化,这个词大家比较容易接受。中国是这么大一个国家,不光国土安全是很大的问题,甚至对于周边的和平与稳定也有很重要的作用,国防装备老处于小米加步枪,我们也要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保利公司成立的初衷就是尽量与国际接轨,以学习的心态来发展。包括当时的人才,一部分有我们军队的从事装备业务的人才,一部分就是从外贸公司引进,还有工业部门的社会人才,当时基本上就是由这样的组成的,大家的心态就是边学习、边工作,尽可能的完成国家的任务。

2018-09-18 09:27:24

徐念沙: 同时,在国家装备任务的时候,因为你有很多的渠道,你会接触很多的国际上的友人和客人,或者是高端人士,坐黑鹰直升机不是一般人,包括美国政府军方的人士都有接触。包括一些高端的商业人士,他们有很广阔的网络;保利科技能否再做点别的呀?看你们做起来比较规矩,也比较守信誉。这样慢慢的,我们就开始发展了其他的专业。

2018-09-18 09:27:57

李斯璇: 您说最早除了买到设备之外,在那个年代学到最重要的是什么?

2018-09-18 09:28:34

徐念沙: 学到的东西很多,如果您问到最重要的问题,我觉得是学到了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世界的贸易规则,学到一个互相帮助、互惠互利的商业交往的原则。

2018-09-18 09:28:45

李斯璇: 那时候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018-09-18 09:29:02

徐念沙: 你要一问这个马上说出一个最大的挑战我总结起来有点难度。用一句话来说,当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完全的国内封闭状态向改革开放的状态的转变,要挑战这个差距。

2018-09-18 09:29:25

李斯璇: 其实从最开始相对懵懂无知的状态面向世界,可能买进来的不光是设备,还有知识,还有规则,还有一系列一系列打开新的大门,接触的新的东西。想问旁边的陈总,您的身份有点特殊,我们知道如果从您所在的企业IBM来讲也是最早一批入华的跨国企业了,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84年进入中国的,就是改革开放的第6年进入中国的,问两个方面的问题,站在企业角度,等待六年时候做了什么样的状态,那时候看准重要市场的什么,带来的什么?

2018-09-18 09:30:16

2018-09-18 09:31:36

陈黎明: 我们IBM最早进入中国是1936年,我们1934年我们把一台制表机卖给了协和医院,1936年在上海建立了上海办事处,中国第一通栎阳电话从上海办事处从上海打到纽约的。1972年我们发生了乒乓外交事件,当时的美国乒乓球领队就是IBM的专业电脑工程师,当然,他是业余的乒乓球选手,据说发球的时候他看不清楚怎么发球。改革开放以后,IBM进入中国以后,第一台绅士通370卖给了沈阳鼓风机公司,为什么是沈阳鼓风机,这个故事我不太了解。但是同一年,我们把我们的电脑卖给了中国银行。1981年我们在北京成立了办事处,到1984年,建立了分公司,所以我们最早进入到中国,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后是1979年就已经进来了。

2018-09-18 09:34:42

李斯璇: 其实也很有意思,我问的这个问题是说84年,因为84年从建立分公司开始,您这么一解释我们就知道其实当一个企业想要走到一个新的国家、新的领域,他其实每年特别长的前期铺垫,早期的交往回溯到30年代,后来包括乒乓球外交一系列,这故事本身背后讲述了一系列的道理。您个人经历非常有意思。您不光是IBM,您早年不光是在IBM美国公司,英国公司、南非公司都就职过,讲讲过去改革开放40年浪潮当中,回溯最早期,外国企业进入中国是什么样的感受?

2018-09-18 09:37:11

陈黎明: 外国企业最早的、最主要的一个驱动力其实就是市场。中国有巨大的吸引力,用垂涎三尺都不算夸张。这么一个庞大的市场对任何企业都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因为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市场就是它的业务,所以很多的跨国公司最早我们把它定义为带来产品的阶段,或者我们叫For  China,为中国制造的阶段,那时候很多通过贸易的形式把产品带入中国。很多中国公司通过贸易代理的形式接触跨国产品,了解到这样的产品,了解了市场营销,了解了国际的一些销售,了解了一些游戏规则,有这样一个发展历程。当然后面还经历了一系列的其他的历程,我们待会儿也可以做一些分享。

2018-09-18 09:37:49

李斯璇: 早期来讲,那时候外国的跨度企业您说他们看到中国的市场,您说是FOr  China,那时候比较原始的交往状态,提炼起来,不同的国家之间更像什么样的关系,您觉得中国企业那时候向外国企业能够学到的是什么?

2018-09-18 09:39:13

陈黎明: 当时改革开放之初,其实咱们国家当时处于百业待兴的状态,某种程度上也是背水一战的状态,很大程度上对于改革开放非常容易形成共识。大家非常希望能够有更多先进的产品、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理念包括一些国际规则能够进入中国市场。那时候很多的企业、员工实际上是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我记得刚刚回国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到了1996年。1996年,最先教销售人员从怎么打领带、怎么吃西餐、怎么用刀叉开始教起,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培养出更加国际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是有了国际化就放弃中国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要跟国际打交道,必须要了解国际的行为规范,果实的做事方式,这也是势在必行的。那时候,很多企业的抱着学习、了解的心态跟国外的公司打交道。

2018-09-18 09:40:00

陈黎明: 其实国外公司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初来乍到,对中国文化了解非常少,当中也有很多的挑战,在这个过程当中,外国公司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2018-09-18 09:42:00

李斯璇: 作为您待过这么多跨国企业,他们想要进入中国,今天看到台下中国的嘉宾、外国的嘉宾都有,有些刚刚进入中国,有些进入中国时间比较长了,一般感受到比较大的文化,不管是实际的文化还是公司的文化、商业的文化上比较大的文化冲击是什么?

2018-09-18 09:42:16

陈黎明: 文化上的差异从我个人的感受来看,因为我在不同的国家的公司,不同的行业我都有从业经历。因此对他们都有一个非常直接、直观的认识。很多的跨国公司刚来的时候,他们跟中国企业差异不是在战略上的差异,也不是财务上的差异,甚至都不是技术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唯一一个差异是文化差异,这没有办法通过谈判解决。因此,这当中需要融合,需要不断碰撞,不断融合,我经常讲一个故事,西红柿和鸡蛋是风马牛不相及,经过熬制以后,变成了西红柿汤,西红柿鸡蛋汤是中国还是西方的?西红柿代表西方,鸡蛋汤代表中国文化,所以这是一个融合的文化。

2018-09-18 09:42:55

陈黎明: 从这个意义来讲,文化的融合是很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面对的非常大的挑战。仔细想想,南北的文化都有很大的差别,如果是一个北方人娶了一个南方人,一个早晨吃稀饭,另外一个人吃油条馒头,那就不好解决,一个是吃大蒜一个是喝咖啡的就有矛盾,这也可以理解。文化上的差异所带来的在日常经营活动的冲击,这是非常普遍、非常常见的时间。

2018-09-18 09:43:15

李斯璇: 40年的熬制的过程一会儿可以慢慢分析。前面两位不同的角度给我们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的两面,其实就是从刚刚的初期,中国开始打开大门面向世界,世界发现了这样一块市场,他有这样一个开放的心态了,于是选择进入,那时候不管是FOr  China还是我们进口国外商品,都是一个最开始的学习的过程。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赤星康先生。我们知道中国和日本之间和经济的交流是1978年开始的,当时是邓小平去了日本见了松下方面的负责人,因此,我们说到了许多日本的牌子,松下、日产等等。在您看来,当时最初的接洽是怎样的,您对于中国的期待是怎样的,以及您对中国带到了什么?

2018-09-18 09:44:50

赤星康: 非常感谢您的问题,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我必须要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来说。1972年,也就是40年前,我们邦交正常化开始了。我们一直说到1978年,这是一个里程碑的时间,当时在1978年决定了我们之间的两国外交的正常化的开始,这是我们40年以来做的外交上的以及两国国家之间经济上的交流。刚才您也说得非常好,松下和其他的日本企业当时决定开展在中国的业务。当然,日本企业在它走出日本的时候会随之带来很多,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松下的员工,但是我们先是到马来西亚,所以除了中国马来西亚之外,我们还去了许多其他的市场,所以到了马来西亚之后又到了中国。

2018-09-18 09:45:39

赤星康: 刚才两位的发言我非常有兴趣的在听,因为我们的观点和角度非常不一样。但是就像你们说的,在最开始改革开放的初期,日本的企业不仅仅看中国的市场庞大,而且我们关注一个高质量、价格比较低的劳动力,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他们能够生产好的产品,并且把它出口。因此,我们发现劳动力市场是令我们感兴趣的。当然,这个情况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最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都想要更多的进入中国的国内市场,所以在这个演进过程当中有不断的变化。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大家不是非常了解,我们现在已经有60周年了,我们和(CCVIP)是比较相似的机构,相当于在是中国的同级的对手方。当然,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在中国有许多的办事处,在中国有四个,其中Jetro办事处几个都是在中国的,而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和Jetro贸易振兴机构也希望可以支持和帮助在中国做企业的一些日本企业。我们希望充分利用在中国的资源。

2018-09-18 09:46:04

李斯璇: 我们有切身的体会,我周围有日本朋友,他们感兴趣在中国成立企业,找到Jetro这样的机构,注册公司等等,我相信,在国家融合期间,这样的一些服务本身也是打破前面我们所说的不管是文化上还是商业文化上的、规则上等等的差异的一个方式。接下来也想问一下傅军院长,我们把时间回溯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刻,您作为学者,讲讲当年中国和世界是什么样的关系?

2018-09-18 09:46:34

傅军: 这个题从中国改革开放40年,每个人讲故事说得很生动。我们特别重要的要回顾一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农民,我们是一个农业国,要讲改革开放不能忘了中国的农村。今天的数字是我们城市化大概55%,那个时候,我们的城市化大概18%,有大量的农民,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是放开,某种意义上也不是政府做的,小岗村是一个这是市场基础性的工作,要有一个激励。因为有了改革,农村人粗犷,他们生活很苦,他们工作时间不长,种粮食嘛,播、收,以后时间怎么花,估计没有什么事干。有了这个事以后,他们12个月开始工作了,有乡镇企业,但是产品质量不高,下一步再说他们的故事,我们的资源、土地、人口怎么跟发达的技术组合起来,把产品做得更好,这样一个森林里面,农民不说,我们说不清改革开放40年。

2018-09-18 09:49:17

傅军: 再回顾相关的,我个人的感觉说是40年,但是我觉得应该50年。因为中国人在思想上已经开始做准备了,要开放。基辛格秘密访华以后,中美关系有所缓和,我个人早期以前觉得美国人是我们的敌人,但是他来了以后,我们很小的时候那时候还在小学里面就做了准备了,对这些人要不冷不热,当时我们觉得很神秘,怎么叫不冷不热,还有一个概念,就是生活的概念的改变。发表是《上海公报》,我听说谈判的时候有一些时间在杭州,美国人到了杭州,我们吃饭吃头、吃虾尾吃了一周的时间,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在体校里面,为什么虾头面粉一裹就吃一个礼拜,人家说美国人吃虾不吃头尾,觉得美国资产阶级也不好。但是这是做了相当的思想准备,没有这个很难的。

2018-09-18 09:49:48

傅军: 中国做思想的改变,我们要说一个教育,我记得邓小平要开始改革的时候,他说教育很重要,要恢复高考。我作为80级,当然高考是77年就开始恢复了,80年级的时候,在这以前思想上开始做准备,要高考了,现在回过来看忘了眼睛看不见的,一开始上学的时候有外国人教我们,对我们冲击太大了,因为中国人上课都是桌子、椅子,前面有老师的课桌,老外来了桌子不要,椅子弄一个圈,我们觉得太怪了,怎么那么上课?他问我问题,我就害怕,我躲后面他叫我名字。

2018-09-18 09:50:47

傅军:  再一个说到文化,老外把我们叫到他的友谊宾馆,很客气,给我们吃点糖,正好有两个小孩,糖给小孩吃,但是小孩不吃这个糖,后来他说一句,他说这个Too  Sweet,怎么叫Too  Sweet?现在有点感觉年纪不一样卖的不一样。

2018-09-18 09:52:04

李斯璇: 我觉得您说到特别关键的一个词,包括您在提到农民问题的时候,从资源、土地到人口,后来到文化,其实是和整个发展的技术进行深度融合的开始,就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做准备了,其实后面这样一些故事相信大家在40年的时间里有特别多。

2018-09-18 09:52:25

李斯璇: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点必须现在要提出来,从改革开放的初期,后来进入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关键事件,就是在2001年。2001年,大家还记得中国加入WTO,中国入市了,这时候对外步伐迈大了一步,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中国走向了世界经济的联合国,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了一起。加入WTO之后,中国的企业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

2018-09-18 09:52:43

李斯璇: 这时候也想问一下陈总,因为中国入市以后,尤其您站在IBM角度,有件事情特别想听您分享一下,2005年时候对于IBM来说也是写入史册的一天,对于中国企业来讲也是记入史册一天,IBM将它全球PC的业务出售给联想,这样的例子在今天还在坊间给大家谈起,有人说蛇吞象,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方法看这个问题,您怎么从您的角度看。

2018-09-18 09:53:30

陈黎明: 我想先呼应一下傅老师的发言。我是农村长大的,对农村相对比较遥远,农民的活从早晚干不完,小时候在农村生活非常非常苦,那时候现代化程度跟今天相比不能够同日而语。农村的工作非常之繁忙,当然今天的农村跟过去相比,已经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仅是说我们有56%的城镇化人口,更重要的农村本身发生的巨变也是不得了,过去讲播种要靠人来播种的,现在机械化了,从一个地头到地尾,一公里的长度误差不超过10公分,全是用GPS导航的,这就是今天农村的变化,其实这一天我想稍微做一点呼应。

2018-09-18 09:54:03

李斯璇: 真实的农民代表说说真实的农民生活是怎样的。您必须再讲讲,您从农村走向全球,现在又回到了中国,讲讲IBM这段故事吧。

2018-09-18 09:54:25

陈黎明: 这段历史很有意思,2005年IBM把PC业务卖给了联想,当时其实有很多很多坊间的传言,我大前年去纽约出差的时候,一个开专车的司机问我,去那里?去IBM总部,后视镜看了我几眼,IBM不是卖给联想了吗?可见当时这个事情的轰动,2005年发生的事情,三年前纽约市司机都都可以记得。这个交割没有复杂到那个程度,IBM当时刚刚经历了第三次转型,就是郭士纳引领的转型,那次转型当中IBM重新定义了未来发展的思路,硬件不再是IBM未来发展的方向,更加注重于在软件和服务业务作为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PC机就变得跟未来发展方向不大相符。这时候,联想其实也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也急于提升自己自身的技术水平,也急于走向国际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一拍即合,把这块业务出售给了联想,当然联手接手这块业务在相当一段时间发展非常好,发展也非常迅速,坦率讲,我们也乐见其成,尤其是ThinkPad机器毕竟流淌的是IBM的基因和血液,现在经常有官员和商业人士,包括一些年轻的人告诉我说我当年第一款电脑就是ThinkPad可见我们ThinkPad影响力之强大,今天这款机器在联想手上得到的强大的发展,我们也非常愿意看到这样的现象。

2018-09-18 09:56:09

李斯璇: 您觉得卖得值吗?

2018-09-18 09:56:29

陈黎明: 当然值了。

2018-09-18 09:56:39

李斯璇: 您觉得他们买的值了?

2018-09-18 09:57:09

陈黎明: 当然值了。这就是双赢嘛。

2018-09-18 09:57:22

李斯璇: 这是双赢典型的故事。徐董事长,这个时间到入市的前后,也应该有更多的故事,而且听说那个时候很多很多的国际品牌也找向您,您那时候也是特别好学的状态,走到哪儿出国都带着小本本,这是什么故事?

2018-09-18 09:57:43

徐念沙: 保利刚才我讲了,因为它从起点就比较高,容易跟国际上的知名商界人士接触,特别是后面,业务慢慢拓展了,一些大的知名品牌、知名的商界人士愿意跟保利合作,主要是比较看重保利商业信誉和公司的规范化,还有愿意跟国际商业社会业务上的融入。还有一个特点,保利集团毕竟是国企、央企,也严格执行中央和国家的有关政策。我做这个铺垫为了往下说。

2018-09-18 09:59:24

徐念沙: 走出去我们真的像小学生一样,记得有一次见杰姆戴门,他说徐先生,你千万做生意千万不要根据你的嗜好。其实这个话我们做决策都是这么做的,但是从他嘴里说出来我们比较在意了。到曼哈顿和美国大公司,拿个本和拿支笔就记,说比如说某某先生,您说说您公司怎么管的,对方说,别说这些了,咱们说点生意吧。

2018-09-18 10:00:02

徐念沙: 这个事今天说笑话,今天特别巧,有一位我的朋友叫格瑞斯先生他也在这儿,我刚才讲的斯图尔特就是美国最大的房地产商的老板,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场景。对方嘉宾觉得好不容易有点时间,咱们俩好好商量商量生意,今天我们真的在一起做生意了,我们在美国、旧金山都在其他地方开始了合作,举这个例子,作为我们走出去,因为我们原来基础不是学商的,也没有人家从完整的系统性的教育,我们中学为什么怕你提问呢,原来当学生怕老师叫,没有这样好的机会,有这么好的机会,发现人家经过这么完整系统的教育,市场经济下这么大的企业,我们很有学习的心态。

2018-09-18 10:00:59

傅军: 我特别有感受,我刚才说的是有感情的话,两个月以后他们事不多,他们很忙,概念都得改变,一个人忙,当时我们概念在改变,在学习。学的时候要有效时间、无效时间,负有效时间,你不考虑这些,可以很忙,划一个等号,这头你要的GDP在增长吧,要有数学公式写出来,这个概念我们都在学习,要不就大话说一说,很累,但是没用。这样跟徐总刚才说的,得改变这些。要不然经济很难起来。在这样的概念里面,当时在那儿做,后来农民忙是有效时间,对市场而言,那个需求方来,就是乡镇企业,这些就不一样的,这些不改变,很难把这个说清。

2018-09-18 10:04:06

李斯璇: 您说道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效率,就是像徐董事长虚心心态过程当中学到的。不光一方面您是特别开放的心态想向世界学习,有很多国际品牌纷纷找到咱们希望合作,有些听起来跟今天保利做的没有什么关系。

2018-09-18 10:04:21

徐念沙: 有的,比如说我们做的法拉利,今天在座不知道有没有意大利的朋友,法拉利进入中国的时候也感觉非常难,就找到保利了,我们合资了,开始50%对50%的股份,后来法拉利挣钱了,觉得这种分配不太公平,我们自己想想初期帮人家引进门,我们出力不大,我们同意股份适度降下来,当然还有其他的合作。法拉利很讲道理,还有其他的合作补偿。包括到今天,依然有很多的知名的品牌找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合作。

2018-09-18 10:04:36

李斯璇: 把他们引进来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挑战?

2018-09-18 10:05:01

徐念沙: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观念的,这是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保利央企一开始属性非常清晰,比如说能源企业、电信企业、电力企业,现在他们都是支柱型产业,我们一天不可离他,需要他们的保证,保利的属性不太清晰,我们做国防装备是国家的需求,但是不能老做它。记得有一次在保利展览室有一张照片,我去美国跟基辛格在那里聊天,我说保利现在变化很大了,跟您当天到保利来的情况很不一样了。他说你有什么变化,我介绍保利的这个数据,那个数据的,他说你们公司发展挺大了。突然间他问了我一句,你还做军火,其实我说半天就是想让你忘了军火,我们不是做军火的。

2018-09-18 10:05:37

徐念沙: 我跟您说,我们现在就是国防装备,你别说军火,我们已经是只占比例2%到3%了,而基本上都是这种国家需求,军队需求或者是我们的合作的常年的伙伴的需求,而且敏感商品、国际法规、敏感地区产品的效果、对人类和平的作用,我们统统是有原则的。说这个意思是说这个是大家有错误的概念,实际上我们在主业定位清晰的时候,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这种奢侈性的品牌,不是我们的主业做不做。引进的心态就是觉得中国也是在向世界融合。虽然我们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分化,但是总有一些社会群体、消费群体他们需要,甚至有时候一些消费品牌不仅仅是价格的代表,是一种品位和文化的代表,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的合作。

2018-09-18 10:06:13

李斯璇: 其实,刚才讲了过程当中的例子,我们感觉到身份上的转换,一开始是学生,后来逐渐开始跟他们平等对话,时间从加入到世贸到今天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了,很多我们从数据上来看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在2016年就是两年前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的总量首次超过了外国企业对华的投资。我们在大屏幕上可能也会看到这个时间线,这几年期间发生了重要的关键性的事件。时间走到今天,国际经贸局势相对来讲比较复杂,我们依旧有开放的心态,我们需要更加开放的走下去。但是在这样的基调上,我们怎样和世界进行更多的融合,更多的合作?首先问陈黎明陈总,您说最早是为中国制造,现在是什么状态呢?

2018-09-18 10:07:37

陈黎明: 这中间从Made  For  China,中间还有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是最早从产品贸易做起,市场规模达到一定的规模的情况下,很多跨国公司其实把产能带到了中国来。刚才日本嘉宾讲到,日本企业最早看重的是低廉的劳动力市场,但是很多跨国公司不仅仅是劳动力市场本身,还有市场本身还有产品本身,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跨国公司经历了在中国制造的阶段。

2018-09-18 10:07:49

陈黎明: 快进到一定程度,到今天,很多跨国公司也在转换自己的角色,就是进入到所谓的与中国同创的阶段。Made IN  China是把技术带到中国,Made  Wish China,在IBM在中国有中国研究院,中国开发院,中国系统研究院、全球交付中心,几乎IBM所有的业务在中国我们都有落地,所以这就是角色的转换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企业其实进步也非常迅速,我们出现了一大批在国际市场具有绝对竞争力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成长起来以后,也为跨国公司的角色转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018-09-18 10:08:06

陈黎明: 与中国创造阶段,我们的经营模式发生的变化,比如说IBM在全球所有的市场,我们都没有建立合资公司,但只有在中国,我们近两年建立了合资公司,我们跟中国电子做了一个关于医疗健康的平台的合资公司,我们跟浪潮建立了高端服务器的合资公司,其实都是叫与中国同创的发展阶段,也是适应今天的中国发展格局做的战略上的调整。

2018-09-18 10:08:27

李斯璇: 这时候想问旁边的赤星康先生,1978年时候那时候是很低的基础。到2007年,中日贸易关系是全球第三大双边商品的贸易关系了。刚才赤星康先生第一轮中提到最早看到中国低廉、高质量的劳动力,但是时间逐渐走向今天,一些市场变得饱和,劳动力成本开始升高,这时候您觉得中国和日本之间合作的未来方向,最大的引擎会来自于哪里?

2018-09-18 10:12:47

赤星康: 我刚才也说了,过去和现在一点都不一样了。廉价劳动力是过去的情况了,在过去,劳动力在中国比较廉价,现在可能日本还比中国便宜一点,现在中国的劳动力一点都不便宜了,日本制造说不定还能便宜一点,这是我个人的印象。

2018-09-18 10:13:02

赤星康:   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的消费市场非常庞大,有许多日本的企业也在慢慢进入中国市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是我要说的一点。另外一点是刚才教授先生说到的,有在中国制造和在中国共同制造等等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也是我非常同意的。比如我们现在看到一个现象,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像创新企业和初创企业他们力量非常强大,1月的时候我去了深圳,在这之前还去了北京,也看到了许多的研发中心,我此行也去了上海,如果你三个月不到这些城市的话,你会发现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生态系统都有一个很大的演化,有许多的技术等等与日本也有合作的机会,比如说刚才说的深圳和其他的城市,他们的生态系统是可以对于日本企业有帮助的,所以双方之间有双方的互动。日本和中国有许多领域是可以互利合作的,比如说日本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老龄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3,现在有2000万左右老年人,到50年以后这个数字就会越来越高,而且总人口的数量还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也就是说第四次工业革命成果应该在这方面好好利用,还有可穿戴设备,可以让医患之间能够沟通,分享数据来治疗他们的疾病。在之前,你只能到医院去,现在可以通过可穿戴设备进行沟通,可以减少成本,对于初创公司来说是很大的机会。

2018-09-18 10:13:28

赤星康: 还有一些残障人士,也有一系列的相关设备帮助他们行走,提供便利的条件,所以我认为,中国也有老龄化的趋势,这在中国也是大有用途的,而且也是具有包容性对社会有好处的发展,比如说普惠金融和包容性的服务,还有教育方面的增长,我们都可以合作。还有移动端的支付,中国比日本的渗透率高很多,日本支付应该向中国学习,许多方面日本和中国可以合作的。

2018-09-18 10:13:48

李斯璇: 从最开始的产品和教育服务方方面面全球合作的方式非常多。

2018-09-18 10:14:19

李斯璇: 徐董事长,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的时间,开始的计划都要实践了。今天保利走出去和以往走出去带出去和学进来的东西有什么不同?

2018-09-18 10:14:31

徐念沙: 刚才赤星康先生已经说了,他边说我边想,我们到日本学习什么?就是学习他们的老年介护,保利自己有很大的房地产企业,也在建立介护中心。过去是引进一些现代化的设备和现代化的技术,现在中国一方面更多的是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还有人类在需求上找到我们的市场。一个企业和一个企业主业是不同的,能源企业有很多,甚至在发达国家也在建立一些企业。保利是什么?我今天分享大家可能不满意,说保利是央企,我们比较多的第一是文化,保利有一个剧院演出公司,每年组织9000场演出,我们全国63家保利剧院,100多个城市都有我们的分支机构。要给这些地方带来人民群众需求的文化生活,9000场其中1/3的演出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同时有1000多场演出是走向海外的,包括“一带一路”甚至是发达国家和欧美国家,所以我觉得中国企业现在更多的是市场的需求和人类的需求。

2018-09-18 10:14:47

李斯璇: 刚才您还提到说包括您指到下面的格瑞斯,我想问格瑞斯先生,您也是我们的专家嘉宾之一。刚才徐先生说到他和公司之间的合作,您是怎么看的?您和中国企业像保利集团之间的交流、合作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情况?

2018-09-18 10:15:30

格瑞斯: 保利集团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徐先生刚才说到了信誉、透明度和企业管理,这一定是两方非常紧密的,每日的合作当中所应运而生的,从而可以带来我们合作的劲头。

2018-09-18 10:15:49

李斯璇: 不仅仅是保利,总体上来说中国的企业在长期的过去40年有什么变化吗?

2018-09-18 10:16:04

格瑞斯: 当然有,我们是美国公司,我们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市场对我们很重要。中国已经有37个城市的当地的中国企业之间有合作了,成果斐然,我们也强调长期友好的关系,不是说一开始建一个企业,这是最终的结果,当然这是友谊的开始。

2018-09-18 10:16:14

徐念沙: 我不知道他今天来。

2018-09-18 10:16:24

李斯璇: 站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时点,中国和世界是怎样的关系,您的展望是什么?

2018-09-18 10:16:39

傅军: 刚才没有谈到的用最后的时间补充一句,我们不要把中国的民营企业给忘了,这三个概念很重要,为中国制造、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第一阶段是来料加工,民营企业对中国的贡献GDP大概是60%,这是粗犷的说,出口大概80%,就业大概90%,如果数字我没有记错的话。说到金融的包容性,得到银行的贷款大概20%,中国如果再往下走的时候,这个比例我们是需要思考的。我相信中国在往下走,十八届三中全会两句话非常重要“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决定意义”“依法治国”,中国这个路没有走完,往底下这个是艰巨的任务,我们希望继续坚强坚定的走下去。

2018-09-18 10:17:28

赤星康: 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并没有详细讲这一块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和机会,对于中国和日本来说都是如此。我们刚才说到与中国一起制造,我们也可以说到与日本一起制造和合作。您也说到了,我们不仅仅是趋利的,社会方面的责任也是需要我们共同合作的结果,希望中国国家、中国人民以及其他的各方可以通过商业的关系共同进行合作,找到解决方案,为世界找到解决方案。

2018-09-18 10:20:24

陈黎明: 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使得国家繁荣昌盛,是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作出的无比正确的选择。未来中国的繁荣昌盛、改革开放依然是必由之路。

2018-09-18 10:20:36

徐念沙: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改革开放中国是受益者,也为世界作出了贡献。我也呼应一下傅院长的话,中国人一起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不管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都是中国企业,我想大家为了中国改革开放、为世界人民、为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作出贡献,大家尽力。谢谢!

2018-09-18 10:20:50

李斯璇: 我相信这样一个观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我们只会越来越开放,只是希望未来开放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更加智慧、更加开放的进行一个深度、全方位的合作。非常感谢今天所有的嘉宾带给我们这样一场非常愉快的、非常有深度的交流,也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的参与,谢谢大家!

2018-09-18 10:21:13

(责任编辑:刘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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