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您提到我国医务人员得到的一些保护不够，是不是说我国医务人员的健康权益还不是非常完善呢？

　　侯建明：医务人员的健康权益是非常大的问题，为什么呢？从去年到今年一系列的报道，大家提出了医务人员或者医务骨干英年早逝，或者是得了重病，甚至有些不堪、一些重压选择了轻生，这些都给我们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如何保护医务人员的健康权益，我觉得在目前这种状态下，我今年的提案当中特别提出了要关注、要立法，用立法来保证保护医务人员的健康。

　　过去我们的宣传，经常说医生加班加点是一种奉献，我们承认医务人员要有奉献精神，但是不能否定医务人员也是人，他不能够无限制地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因为他们除了工作上的压力，在精神上还有很多压力，比如说现在的医疗环境、医患关系，都让他们有很多的思想负担，在这种重负下，很可能他们的身体健康就没办法得到保证。

　　我们应该让医务人员在合适的压力，合适的工作负荷下工作，就好像不能疲劳驾驶，司机疲劳驾驶就很可能容易出现问题。我自己在门诊也很有体会，我一个上午大概4个小时要服务50，60个病人，开始看病的状态和到了超负荷，到了一两点那个时候的状态完全不同，这个样子也是对病人的不负责，医生的状态不好，就不能很好地把他的聪明才智奉献出来，因为他的精力体力都不在状态。因此我们现在说不应该超负荷工作。另外，我们不提倡带病坚持工作，就好像带病驾驶一样，带病坚持工作也是对生命权的不尊重，对患者也是一种损害。

　　主持人：医务人员平时是为我们救死扶伤，保证我们的安全，反过来我们该如何去爱护医务也是很大的问题。

　　主持人：您觉得患者对于基层医院的不信任，其实也就是对于人才的不信任？

　　侯建明：核心还是对医疗技术的不信任。大医院它为什么医疗水平高？因为医生见的病例多，医生接受的继续教育好。我们现在基层医务人员本科毕业生或者研究生，他很难安心在基层工作，甚至出现很多基层地方留不住一个本科生的情况。基层医生有些是自学成才的，或者是一些中专大专毕业生，他没有经过很系统的医学培训，或者说医学再教育，因此他无法很好地在基层服务大家，他的医疗水平可能得不到提高；再加上他的一些后顾之忧没能得到解决，因此他的医疗水平提高也成为一个瓶颈。

　　主持人：分级诊疗的核心关键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才能实现这样最大化的实现。

　　侯建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资源配置的问题。我们国家现在的医疗资源配置大多数是在一些城市中，在一些大医院中；而在基层医院的医疗配置，尤其是人才的配置，在医疗结构方面，还存在着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有号贩子的问题，这是两个方面，一个你看基层医院哪里有号贩子，这是说明医疗资源的配置不够合理。第二个，号贩子的存在说明了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没能得到充分体现，号贩子一张专家号可以卖到5000块、8000块，而医务人员坐诊正常挂号费可能也就是十几二十块钱，这中间的差距就说明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主持人：如果说对于国家政策方面有所期待，您认为会是什么？

　　侯建明：对于政策期待我觉得通过医改，第一个是医疗资源的配置应该更加合理；第二，对于基层医务人员的待遇保障政策应该更加倾斜。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可以先过渡，把乡镇医生、基层的医生的关系落在县医院，另外把他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资待遇，都落实好，保障好。此外，对基层医生的职称方面也应该放宽一些，政策应该对他更有利一些，这样才能留得住人才，让这些基层的医务人员安心工作。

　　主持人：您在建议当中提到了智慧医疗平台，可以说这是借助"互联网+"实现的新方式。比如我在这家医院拍了一个片子，是不是到另外一个医院就不需要再拍了，信息是共通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侯建明：对，互联网+医疗能做很多事情，我这次提案当中提了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建立智慧平台，信息共享，因为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病人在各个不同的医院要都被要求做核磁共振、CT，有时候是资源浪费，因为没有一个公共平台，病人携带病历不方便，或者资料丢失，都能让病人重复检查，是医疗资源的浪费问题。

　　第一，我们希望能够把信息放在平台上，不管到哪个医院，他的信息医生都能看得到。第二，对于医疗健康，疾病预防，可以把病人的信息储存在这个平台，医生可以看到病人的病情变化，就可以做出健康指导。比如说糖尿病人，他现在的药物需不需要调整，饮食结构怎么样，运动怎么样，因为他平时的记录可以传过来，因此对于病人的健康管理，疾病的管理，应该都是非常好的，这也是以后互联网+医疗的方向。

　　另外，互联网+医疗还可以远程会诊，所谓大手牵小手。三甲医院跟乡镇医院之间如果有互联网，有一些病症就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询问，进行远程会诊，这是可以的。

　　主持人：可以说是效率最大化，费用最低化，同样我们的医疗资源可以共享化，这样的我们就可以实现共享和互联。

　　侯建明：方便了病人，方便了医生。

　　主持人：我们了解到您提到了非常新的一个概念叫“卫生经济学”，可以说对我们外行人来说这个概念比较陌生，您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

　　侯建明：这不是新概念，“卫生经济学”最早在二战以后，大概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出现，当时是西方国家战乱之后，经济非常吃紧，医疗费用又急需增加，国家财政就吃紧了，这个时候他们提出了“卫生经济学”。

　　在我们国家1978年开始关注，一九八几年的时候我们也成立了中国“卫生经济学”的一些机构，做了很多工作。目前在医疗环境下，我认为“医疗经济学”应该关注什么呢？我们国家现在制度体制的问题，有一些医疗方面的难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我们的“卫生经济学”应该要考虑到在卫生事业中经济发挥的作用。另外，还有卫生经济的管理问题，体制管理的问题，费用的变化以及费用结构的变化发展应该要怎样，这就是我们通过“卫生经济学”需要解决的，我们目前医疗上面的一些问题。

　　“卫生经济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供需两侧的不确定性。

　　主持人：怎么理解这个不确定性？

　　侯建明：从供方来说指的是患者，他提供病情，他的病情是不确定性，比如说这个病人，同样一个糖尿病，他的严重程度有没有并发症，他个体的差异，原来的身体体质怎么样，这些就是供方的不确定性。还有接受方的不确定性，医生方面的不确定性。我刚才说我们的医疗现在还有一些局限性，比如医生对这个病人的这种治疗方法能不能解决问题，有没有完全治愈的可能性，这也是不确定的。由于这两个不确定，我们的医患关系就不能成为买卖的关系，而是要建立在一个相互的信任上面的关系。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医患关系现在这么紧张，因为一些老百姓认为医生可以把他们的疾病都治好，所以他们认为我如果钱花得多病没有治好我就要闹，就要伤医杀医，这就是他们背离了不确定性的问题。如果他知道了供方和需方应该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关系上，他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困惑和这种行为了。

　　主持人：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卫生经济学呢？

　　侯建明：发展卫生经济学，我刚才讲的体制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医疗管理处于比较尴尬的层面，比如说我们的人事管理是人社部，我们的价格是由发改委、物价局定的，我们财政投入又是财政部拨的，应该说是“九龙治水”，各说一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医改如果要推进，就要依靠卫生经济学这种观点测算它的经济性质和经济的作用。另外在医改当中一定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不能各说各话，各执一词，这样不利于医院发展，因为医院搞不清主体是谁，谁是投资方，它很困惑，这样医院的管理就没有办法做得顺畅，没法按照既定的医疗方针去走。

　　主持人：您觉得该如何实现多元一体化的医疗机构的管理机构？

　　侯建明：首先，“婆婆”不能太多。刚才我们讲的“婆婆”太多它就可能造成医院无所适从，我们现在中国的医改有医改领导小组，我们希望通过医改能够让医院有一些自主权，真正把权利下放给医院，让院长能够很好地专心地去推进医院的发展。另外，让一些医疗的政策更接地气，让医院能够更好发展，发展是硬道理。

　　主持人：最后请您展望一下对于我国医疗事业，包括医改更多的期待？

　　侯建明：对于医疗来说，尤其是我们国内的医疗，我是充满了信心的，我的小孩也学医，现在很多医务人员的孩子都不学医了，但是我还是让我的儿子去学医，说明我对我们国家的医疗充满着信心，但是我们国家的医改道路还是非常漫长，也非常曲折的，我相信，一旦我们国家重视了，医改就一定会成功，医务人员一定会有更多的积极性，同时能让患者得到更好的服务。

　　主持人：您觉得如果作为我们患者来说，如果再遇到看病难或者看病贵的问题，该如何去调节我们的心理状态，站在医护人员角度去思考问题。

　　侯建明：其实看病难这是一个伪命题，在中国看病其实不难，在国外看病才是难，难在一些名专家看病比较难，对于一般的医生来说，老百姓看病是不难的。看病贵的问题，希望国家要多投入，让病人少付出，自费的部分要减少。

　　前两年在两会期间有人问我，我的中国梦是什么？我说我的中国梦是“我的医生梦”，我当时是脱口而出的。对于充分认识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让我们在有序的环境中，有尊严的做个好医生，这是我当时的医生梦，也是我现在的医生梦，如果我这个梦能够实现，我觉得应该很多医务人员，都会觉得行医环境更好了，他们更有尊严了。

　　主持人：我们也非常庆幸，有您这样的医生梦可以一代代的传下去，这样就能让我们的医疗事业，向着更加光明、更加美好的未来去发展。

　　感谢您今天就“医改和医患的问题”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也非常期待您下次作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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