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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谈"双创":融资、机制等成焦点
3月5日,5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围绕“‘双创’开启新蓝图”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详细>>
本期嘉宾
胡葆森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
李东生 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马蔚华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科技成果转换引导基金理事长、招商银行原行长 
张传卫 全国人大代表、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刘永好 全国人大代表、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时间:2016年3月5日21:30

主持人:何伊凡 制作:产经部

访谈精粹
全国政协委员马蔚华谈融资难:推广银行"投贷结合"
马蔚华介绍,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模式主要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中小企业面临风险相对较大。同时,我国《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要求银行贷款要有担保抵押,也为中小企业融资设立...
全国人大代表刘永好谈房地产去库存:政策不搞"一刀切"
3月5日晚,全国人大代表、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中国企业家》和中国经济网共同举办的“‘双创’开启新蓝图”沙龙上表示,房地产去库存政策不应搞“一刀切”,一线城市与其他...
全国人大代表:改革教育制度 为“双创”创造环境
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东生,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表示,“双创”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思想的人才,建议对现有...
全国人大代表谈“双创”投资:需激发市场活力
全国人大代表、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张传卫,全国人大代表、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表示,营造良好的社会投融资环境需要加快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展社会资本退出通...
文字实录

  主持人:欢迎各位企业家代表委员,这是《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办的第十八期两会沙龙。很多老朋友都知道,每年两会期间,我们都会举办两会沙龙,邀请企业家代表委员聚到一起,在两会这个舆论场中发出企业家集体的声音。今年,我们把活动现场搬到了中国经济网的演播厅,进行视频直播,相信企业家们的声音会引起更广泛的关注。

  今年我们沙龙主题叫做“历史关口下的企业抉择”。大家知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判断——2016年,乃至整个“十三五”时期,我们将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这是“绕不过去的历史关口”。

  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口下,企业和企业家该如何抉择?接下去的讨论我们将围绕这个主题展开。

  本场主题是“双创”开启新蓝图。嘉宾有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代表;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东生代表;全国政协、国家科技成果转换引导基金理事长、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委员;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张传卫代表;还有我们熟悉的老朋友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代表。在座的几位大佬都是可以影响中国的GDP的,他们白天参政议政,晚上过来跟我们分享企业经验,我们集体给他们一次掌声。

  我们今天谈的话题是“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话题从去年开始谈,谈了两年了,今年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提到了双创的问题,同时谈到了新经济,新经济这个词一共出现了8次,估计今年也会出现双创的热潮,双创这个词谈起来非常宏大,落地比较难,希望各位大佬给出一些落地的建议。

  第一组话题,从各位的角度来看,当前“双创”还存在哪些障碍,无论是公司内部还是外部环境的。既然是两会期间,我们就说实话,谈问题。

 

  马蔚华:从去年两会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双创”这样的概念以后,在过去这一年时间里“双创”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这是一个群众性、大众性的创新创业的浪潮。用克强总理的话说,中国有9亿劳动力,还有1亿多大学学历以上的人才,这10亿人如果能够涌进创新创业的热潮中,我觉得什么困难我们都可以克服。我们听了总理的讲话,回顾过去一年“双创”的场面,我们还是非常激动和有信心的。

  在过去一年“双创”发展的很快,我作为一个曾经在银行金融领域工作过的人来说,我也经常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听取他们对“双创”各种各样的感受,我听到最多的问题是,他们“双创”过程中遇到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融资”问题,这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双创”的都是一些小微企业、成长型企业;还有一些是科技含量比较高的创新企业,他们在创新创业过程中的确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融资难的问题。应该说这个问题是比较普遍的,小企业融资难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的难题。这么多年来不管是政府还是金融机构,还是监管当局,为了解决小微企业成长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确实付出了很多心血,也做出了很多努力,从银行对小企业的贷款增长看,比如对“双创”企业的融资信贷的增长,这是高于整个贷款的平均数的。

  为什么大家感到融资难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我们中国的金融体制是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银行本身从内心来说对中小企业是愿意支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不知道在银行计算资本成本的时候,大企业是100%的资本消耗,小企业是75%的资本消耗。给小企业贷款可以节省25%的资本,但是小企业的确情况比较复杂,确实风险相对比较大。所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有制度的制约,包括商业银行法,也包括贷款通则,都要求银行贷款一定有担保抵押这类的条件,这些的确是银行对这些中小企业,特别是成长型高科技的企业设置的门槛,你给它贷款成功了得到的是正常的利息,如果失败了你付出的就是贷款的本金。

  这在美国在世界上都有这样一个现象,对这些高成长型的企业创新企业最有力的支持是各种各样的PE、VC和产业基金。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她说英国的科技技术不比美国差,为什么英国的科技发展不如美国,关键就是英国没有风险投资的体系。美国为什么能成功?大家都知道像雅虎、微软、facebook这些非常有名的企业,当初都是小微企业,都是成长型企业,都是大学生办的企业,为什么它们能成功,就是有华尔街风险资本的支持。美国硅谷有一个银行和我们的银行不一样,它是债权可以变成股权,实际也有风险投资的性质,所以它们才能成功。

  所以,这个问题去年一年监管当局和各家银行一直在想办法解决,特别是总理对投贷结合的肯定。五六年前我在当招行行长的时候,已经开始很大胆地做这件事了,那时候还是有很大风险的,当时我就大约给七八千个企业进行了风险贷款。后来我发现中小板、创业板大部分企业都和我们的贷款有关。

  现在中国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成气候了,因为现在银行直接融资比例在增加,这种形势使我感到金融支持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力度肯定会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前景还是非常可观的。

 

  主持人:委员刚才说了特别关键的问题:金融对“双创”的阻碍,我们这轮的问题是大家讨论一下,当前阻碍“双创”的要素有哪些,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的。

 

  胡褒森:先说内部的。我觉得年轻人创业,还是一个方向感问题。另外,我们从过来人这个角度看还是心态的掌控,我一直在表明一种观点,创业者也好、企业家也好,对自我心态的调整和控制能力,实际是做事情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一般创业者往往开始创业的时候对心态的掌控以及对创业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思想准备不足的时候,心态就控制不好,有时候比较容易急躁。

  还有就是方向感的问题,创业者往往在创业之前没有足够的研究和学习。老人经常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前几天我回香港,去吃日本一兰拉面,我就在想,它在香港早就有市场了,为什么几十年后,才决定在香港开一家分店?

  有时候还是对创业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是终极目标还没有想好,就仓促上路了,这是从内部的因素上看,往往会思想准备不足、不知道方向是否正确,有时候是心态准备不足就上路了,这是从我的过来人的角度提醒创业者要把握好方向、近期目标、终极目标,一定要在开始之前就做好认真的思考和研究,可以这个过程中多征求一些意见。

  外部看来,马行长说得很清楚,无论从银行、风投方面来说,中国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体系,从资本上来讲,还没有一个金融支撑体系来支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另外,包括税负,比如说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背景下,哪一类企业,比如说大学生的创业能不能在前三年甚至前五年给他免掉一些税收,让他一开始能够轻装上阵,这方面的专项政策现在还不配套,所以我们看到的内外部的障碍,或者说束缚双创成功的障碍大概就是这些。

 

  主持人:代表给出了特别中肯的建议,对创业者来说跑得快不难,跑得久很难。李代表。

 

  李东生:去年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理解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创”的“双”还有点区别。“万众创新”的概念,任何的人无论是在企业工作,还是自己创业,都可以选择创新,我们在公司里面也非常鼓励员工创新,不但是产品设计工程师,还是生产线的工人,他们都可以有创新的地方。

  “大众创业”,我同意褒森刚刚说的,其实创业和创新还是有很大不一样。创业等于说你要自己选定一个方向,要自己对这个结果承担责任。首先,我不认为所有人都适合去创业,创业只适合一部分人,你自己想我要做什么,我是不是有能力去做到,如果只是胆大,跟父母要几万块钱就找几个人创业了,我觉得这样成功的机会不会很高。

  但是,在我们国家这轮新经济当中确实要鼓励这部分有能力、有意愿去创业的人,因为在互联网经济当中很多新的产品、技术的突破,不一定来自大公司。而在传统产业当中这种能力的积累,往往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几乎所有的新产品、新技术、新专利都是来自大企业,但是这几年完全变了,美国硅谷的新经济模式改变了这种规则,鼓励“大众创业”对中国经济的转型是有实际意义的。

  刚刚两位发言人也提到了,在转型中的障碍,一个是资金,一个是创业者对创业的思考是不是到位,你的团队,你的小团队、大团队,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另外,要建立起一个机制来,美国为什么创业型公司特别多,因为美国有很多投资基金,最初期的创业公司一般会需要天使投资,其实他们的投资额度都不是特别大,大概几万美金一个项目,像这类的机制在中国也是可以建立起来的。我们看到无论北京、深圳、上海这些科技创新相对聚集的地方,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企业也在我们的科技园做了一个孵化器,我们把一栋楼装修好,它适合于不同大小的创业团队在里面工作,我们不收租金,租金就作为我们对他投资的一部分,他们也可以申请一部分投资,金额不会很大,如果他能够成功做到第一步,就有机会向其他的投资基金去争取增加投资。这当中每经过一轮的竞争,就能够筛选出一批成功的项目。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方法,从创业开始,到最终成功的比例都不会很大。红杉资本的沈南鹏,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投资人,他们做了很多天使投资,从第一笔几万块钱投资开始,最终能够形成一个上市公司、一个产业的,大概只有15%左右的比例。所以做创业的这些年轻人也要有失败的准备,失败并不可怕,关键你要把失败的原因找到,那么第二次创业、第三次创业成功的希望就会很大。我相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能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主持人:代表的建议非常好,现在有请张代表分享一下“双创”的障碍。

 

  张传卫:“双创”的障碍这个话题从产业经济角度来讲,我的理解是无论是天使基金到风投基金,再到产业基金,影响创新和创业成功与否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对接应用,要有一个孵化器,看创新创业的方向是否正确。

  我们也是创业过来的,我们创业的时候也是要选择有一个大的产业平台,大的产业公司,我们选择跟它对接,非常精准的定位来进行创业或者创新的,这样无论对接天使基金、创业基金、产业基金,对接的成功率会大大提高。

  具体到我们企业来看,我们正在建立一个依照战略构建的孵化器,这个孵化器既是对社会开放的,也是对企业内部的,相对于内部来说就是要建立内部创业机制。内部创业机制可以使我们的员工、科技人员、经营管理人员,让他们运用他们的知识资本、人力资本作为股份,来做一个专题或者一个项目从而来参加创业。

  我们也通过孵化器,建立我们自己的创业基金。我们自己发起的产业基金在深圳,分层级推进内部创业。

  我们同时也运用这个大孵化器,利用我们内部创业创新机制来引进外面的创新人才。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引进了三期人才,有从斯坦福大学回来的,也有从美国回来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我们做了一个创业公司,以他们的专长或者技术作为资本,我们来孵化这个产品或是技术,从而形成产业化。这个产品技术一定是和我整个产业布局,或者产业链条的某一端,进行定向的创业和创新。

  同时,我们把这种知识和人力作为资本投进来,它也是一种创业和创新的行为。我们的认可机制要从内部建立起来,跟知识产权、技术交易中心建立对接机制,所以如果我们要让“双创”形成一种大潮热潮,最终更多走向成功,我认为得有一个以大产业大集团作为依托的孵化器,以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为目的,打造产业链、价值链的分布。

  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产业链条的延伸,从上游到下游的延伸,构建体系和集群,然后再来分布创业和创新的方向,把过去企业的研发创新变成创业群、创新群,把投入的研发基金,和催生企业发展的产业投资转换成内部的市场化,我们的做法就是这样的。

  最近三年来,我们集团内部已经构建了13家公司,而从资本运作到金融,到重要的产品和专项技术,我们现在把它作为一个大孵化器,逐渐构建内部的创业和创新的基金体系、资金体系、信用体系,还包括创业创新的指导,我们叫做导师体系、评价体系,然后再创新,这样“双创”的成功概率就会大为提高。我的体会是这样的,用“双创”助推我们大产业、大企业成为行业的领军企业和创新型的国际跨国公司,是有战略意义的。

  所以,我认为“双创”不仅仅是社会层面的,对于我们大的实体经济,大的产业公司创新和发展,改变内部的活力和创新机制,更具有战略意义,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主持人:代表刚才从孵化机制的角度讨论机制对接的问题,下面有请刘代表

 

  刘永好:“双创”在企业内或者社会上有什么阻力,是指内部的?

 

  主持人:既有内部也有外部。

 

  刘永好:从企业来讲,传统企业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已经好几万人了,原有的体系有一个所谓很完备的层级了,我们要做“双创”在原有的体系里面做是有难度的,谁来管?由谁来给钱?做了以后跟原有的体系有什么关系?对我们原有体系有没有冲击?怎么协调这些关系?怎么样既有利于创造创新,又有利于我们原有格局的平稳?我觉得这方面是有难度的。

  我们集团搞了创新变革事业部门,专门做这件事,这是一个挑战。我们注册了一个合伙制的企业,我们是草根资本,所以就叫草根资本,完全按照合伙制的方法,它跟集团有联系,因为主要投资人是同一个人,不一样的是,这是崭新的企业,合伙制的企业,用草根资本这个新公司去吸引人才,借助新的制度来尝试,新的孵化,引进新的人才。在这样一个体系下,股权合伙制和新的变革、新的创新就显得比较简单,那边是那边,这边是这边,没有太多的冲突。我们这样考虑也是这样做的,做了一年多的时间,效果还不错,现在草根下面有十几家企业,当年有3个多亿的销售,今年10多亿的销售完全是有可能的。有的企业不赚钱肯定要垮掉,有的会非常有生命力,而且很有前景,我们的上下游产业会做一些创新和变革,这样较好地克服了新的创新体系,对原有体系的一些冲击。

  我们还搞了几个产业基金,招募了一些我们内部体系建立的投资部门。这个产业基金有的是自己拿钱,有的是跟别人合作的,有的是我们去募集的。这个基金专门投给那些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涌现出的比较好的企业,现在看来是挺好的。实际上我们集团只投资了一个知名的、有影响的大机构,就是红杉资本。云峰基金,我也是它主要投资人之一,雷军的顺为基金,我也做了投资。除此之外还有好多。另外我们还联合一些新的、非常有活力的投资人,我们联合组建一个投资基金,做相应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效果挺好。

  当然,对一些有影响的老牌投资体系来说,投资回报是稳健的,看得见的,收益是不错的。像云峰基金,是马云牵头一块搞起来的,有很多企业家做投资。跟着阿里巴巴跟着马云他们大的投资步伐,一块跟着投资,其实回报也是蛮高的,挺好的。我们走了一条比较开放的道路,一是我们新设立一个部门,专门做孵化,实行合伙制,实行人才IPO计划。如果你是一个优秀的人才,你有技术,有想法,有团队,或者有措施,你把你的团队、技术、想法、措施,或者已经做成的一些事情,到这个地方来入股。

  可能你有一些钱,有可能你有一些人,也有可能你没有钱,但是你可以把这个体系带过来入股,这叫人才IPO计划。

  还有一点,传统企业里面,怎样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跟我们自身原有的格局不要产生太大冲击,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自身创新必须要做,像我们从事最传统的农业产业,这个再传统不过了,我们感觉不创新没有路可走,所以说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创新,包括年轻化、国际化,还有我们的产融结合,包括参与到互联网+之中等等,我觉得还是取得了一定进步的。我们新设立的草根资本创新变革团队,反过来又推动和促进了我们的变革,所以我们叫做新希望集团,我们本身也在发生变化,我觉得这种变化是积极的,是好的。

 

  主持人:刚刚刘代表举了他们自己特别好的例子,还没有想明白的时候先把部门成立,非常好的路径。

  现在我们来玩个游戏,假设你身边坐的是“总理”,现在要给“总理”提关于“双创”方面的建议,身边的“总理”来点评一下。先从刘总开始。

 

  刘永好:首先我向您报告,我们企业太传统了,但是我们也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们公司有很多小伙伴,他们纷纷给我提建议,要参与组建新的公司,要做跟公司相关或者不相关的很多产品研发、市场推广,还要用互联网的手段来做这样的事,但是他又没钱,当然我可以借一些钱给他,但是借给他我感觉不对,完全借给他,他责任感不够,做赢了共享,做垮了就是我的事。我就想,有没有可能政府成立专门的机构,对这些有抱负、有想法,也有能力的公司合伙人,或者说这些年轻人,专门给他们一些信贷?让政府来帮他们买一部分单,然后企业再做更多的投资,这样由政府给予一些具体的帮助,是不是更有利于发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张传卫: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它具有“双创”的普遍意义。其实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提到“众创、众筹”的规划,从制度设计、法律设计方面已经在筹划了,各地方也都在设计众创空间,就是要来解决这个问题。你刚才谈到的希望政府拿一笔钱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双创”最重要的是市场机制,用市场机制来解决融资问题。

 

  刘永好:我打断您一下,虽然不太礼貌,确实关系到很多的创业者,关系到这些年轻人。您说的是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写了的,通过“众筹众创”方方面面用市场的资金。但是对市场主体人来说,钱拿出去会不会打水漂是个问题。我的钱为什么非要给你?这里面有基本的背书和担当,假如说政府拿出一部分资金按照比例给予支持,这些众筹,社会的资金就更愿意进来,更有推动力。政府支持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最终有风险我来担当,最终总是会有成功的,成功率达到5%或是10%就对了。我的建议是政府要给一些支持,不是全部,只是一部分,为众创,给他们一个保证。

 

  张传卫:事实上地方政府也在设立这样的基金,给予扶持和引导性的基金。我知道广东省已经设立了,在引导这类创业和创新,特别是做一些天使基金,但还是借助于市场规则来做的。

 

    刘永好:谢谢您,您一句话把问题都谈得很清楚了。

 

  张传卫:我来提问题了,我现在创办了一个天使基金,我创办这个天使基金目的是为了支持“双创”,但是现在我遇到一个税务问题,我这个天使基金投100个项目可能只能成功10个或者5个,投出去的成功概率不高,但是我成功的5个项目可能支持了我的100个投资,我投了1000万出去,5个项目盈利2000万。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按一个企业算,10个天使基金成功了一个,另外9个失败了,我是可以相互抵消的,最终我盈利多少就需要交多少所得税。但是,现在我投了10个项目,9个项目失败了,从现行税制上算,我只能单个项目结算,周期比较短,我就想建议,国家支持“双创”,能不能从税制上改革,从资金征税上进行改革?

 

  马蔚华:这个已经解决了,去年国务院有几次研究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务院常务会议,其中就有对“双创”减免税的一系列规定,你没见到这个文件吗?

 

  张传卫:增值税,是没有专项的。我的意思是要有一个税法解释,专门就创业基金和天使基金做一个减税。

 

  马蔚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又重新说了这个方面,要继续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给予各方面的支持,也包括税收的支持。实际上在发达国家他们在支持群众性,特别是科技成长型企业的过程中都给予了很多支持,不仅税收上给予支持,而且还给予资金,像以色列,国家创新在全世界很出名,它有首席科学家制度,就是会把国家的钱,首先用在风险最高的地方,比如说在VC阶段,天使阶段,先给你投进去,国家来承担风险,鼓励企业勇敢往前发展。

  另外,我们国家也有各种各样的转换机制,财政部过去每年给科技部很多拨款,支持科技成长或者创新。过去采取拨款的形式,去年科技部进行了重大改革之后,把这个钱企业化运作,比如我们寻找世界上比较成熟的投资基金,你出70%,国家财政出30%,组成子基金,这个过程要经过理事会,大家客观公平投票决策,一旦同意了,这30%就由你支配,你来支持这些科技创新企业,成功退出的时候,这30%就不分红了,资金成本收回就行了,最多收点利息。我觉得这对政府来说,也算是对“双创”给予很大力度的支持了。

  我看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这里讲了一大段关于支持创新的。所有的企业税只能减不能涨,何况国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你这些困难我相信今年各级政府都能帮你很好的解决。放心吧。

 

  张传卫:我很满意,我等待今年减税。

 

  马蔚华:你要相信政府。现在在西方,在美国西海岸,创新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硬件时代,就是说创新结合第四次工业革命,多数是投入一些像3D打印、机器人、人工智能这些方面。在美国有一部分小企业像微软、雅虎,通过自我发展,成了大企业。还有相当一部分被大企业收购了,所以大企业往往是这些小企业创新的最后承接者,这件事我觉得对小企业创新很有意义。

  咱们国家能不能动员大企业也去吸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成果,大企业要认真观察,认真对待,热情扶植这些创新成果,你有实力把它收购,把它变成生产力。我们国家能不能也有这样的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能有这样的态度。这样我觉得可以使这些群众性的创新更有动力往前发展。

 

  李东生:据我了解,已经有很多企业这样做了,因为经济运作内在规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都是类似的,所以创业的项目,创新的产品,有些是自己发展成独立的公司,有些是被大公司买过去,这是很正常的。所以,在这方面,法律上是没有障碍的,现在就是要考虑出台更多的具体政策措施,来鼓励帮助企业完成这种成果的转换,或者是项目的兼并重组。

  我的问题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建立一种创新的能力,创业的能力,最基础的还是教育。中国要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浪潮持续发展,看到效果,需要对教育制度做一些改革,没有一批能够创业的人,没有一批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这个浪潮难以为继。所以请问,通过教育端的改革,高等教育的改革来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不是一个好的主意。

 

  胡葆森:这个建议很好,国家要考虑两个问题,西方学分制教育也在研究,我们现在的本科大多是四年制,如果引入学分制,就可以让大学生在上学期间多接触社会,不一定非要第四年才到社会上实习,也许第一年、第二年就可以开始接触社会,思考和学习创业的经验,寻找创业的机会。

  第二点,大学校园里,今后也让教育部鼓励各个大学开创具有创业指导和创新指导的课程。在学校创造一种机制和氛围,课堂上引进一些创业成功的企业家,包括一些经济学家们都可以走进校园,在校园里为大学生走出校门后,投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洪流中去创造更好的基础性环境,所以你刚才提出的问题非常好,要求教育部门能够定期解决这个问题。

 

 

  主持人:咱们要走一个循环,现在您需要给刘代表提建议。

 

  胡葆森:学分制您认为在中国什么时候开始实行。

 

  刘永好:我们是中国,我们有社会主义的制度,我们有自己考核办法,西方的学分制究竟合适不合适中国,我们要看,要研究,要比较。不过,提出这样的建议也是好的嘛。我建议写成专题报告把他交给教育部门,让他们认真研究,我回去也会给我们国家教育专家智库研究,如果对中国有利,对教育有利,对教育制度改革有利,从改革的角度也是可以实施的嘛,谢谢你,胡代表。

 

  主持人:时间关系就不进行其他的讨论,下面留两个问题,提问简短,回答简单。

 

  记者:刘永好代表你好,我想问您,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一线城市火爆,二、三线存在压力,新希望也有房地产业务,大部分在二线地区,您的房子好卖吗?

 

  刘永好:房地产领域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推动政策,包括信贷政策、税收政策,以及对房地产鼓励支持的措施和办法,我觉得总体是对的。房地产是拉动经济发展重要的部分,房地产及房地产相关产业能够带动GDP方方面面的进步和提升,这是第一。

  第二,现在卖得特别好的是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人口聚集,但是土地资源有限,国家为了防止大城市病限制了土地供给,出现了供给间的差异,所以房价上涨。再加上最近的信贷政策、税收政策放开,对这些大城市购房者来说是一个利好,所以都选择这个时机购房,这是有客观的原因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实行差异化政策,不要一刀切。因为中国太大,各地情况很不一样。现在三、四线城市大量库存急需解决,这些地方给予更多政策,更开放一些。一线城市房子本来就紧缺,政策也应该有所不同。最近二线城市,包括部分三线城市房子也有松动,也出现了较好的走势。

  就温州来讲,温州是房价下跌最厉害的城市,也是房价出现波动最早的一个地方,现在明显感觉到温州房价起稳。我们在温州做了不少房地产开发,效果也不错,最近走势比较好。

  我们去年拿了一块地,几个月过去,我们旁边又有一块地被人拿走,每平方米加价4000元,可见大家预期房价还会上涨。

  习总书记讲过,民营企业要有信心,不要只看现在有一些波动,长远来看是好的,他鼓励民营企业审时度势,企业家要抓住机会,积极进行考虑和布局。另外建议政府实行差别化政策,购房者自己进行判断,该买的时候坚决买,做一些投资,这个时机你自己考量。我们希望通过大家多买一些房子减少积压,同时让大家生活品质更好,这也是一些好事。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给我们老朋友俞学文代表。

 

  俞学文:我是更香有机茶叶公司的董事长。刚才听各位大企业家讲“双创”的事情,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在座各位大企业家对“双创”的理解,能不能更细的说一下。大众创业在中小企业基础比较薄弱的情况下,会造成员工的误区,他们认为国家的政策鼓励当老板,都去创业了,这样人才的流失就会比较严重。

  我的建议是大众创业要在就业过程中寻找创业,“就业就是创业”要加入这样的理念。为什么这样说呢?任何一个人才,任何一个青年人,想创业的人,在大企业、中小企业的平台里,完全可以在就业当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有一句话叫有“钱出钱,没钱出力”,出力的可以成为企业的一员或者是股东,甚至得到更多的回报。一是更有利于企业。二是在创业者当中风险更小。

  现在的青年人对创业理解不成熟,对创业有一些异想天开的想法,如果盲目鼓励他们创业可能会带来问题。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我的问题是在座企业家对“双创”的理解是怎么样。

 

  李东生:刚刚俞代表的意见其实也是代表社会上相当一批人的意见,如果以传统的逻辑来看,你的判断基本是对的。但是现在情况有点不一样,技术进步商业模式演变的非常快,传统企业是一步步积累起来,而现在很可能通过一些很创新的活动就能够在短时间内,在某个领域建立起一种能够颠覆传统企业的能力。

  其实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已经看到非常多这样的例子,像美国的微软就是最典型的,当时的比尔?盖茨大学没有毕业,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相信真正支持他、相信他的投资人很少,还有Facebook也是一个的例子。

  早年间,我做过腾讯的独立董事,当时没有想到腾讯会成为巨无霸公司,如果看出来了我就会买一点股票,赚一笔钱。现在经济结构已经发生变化,特别是智能互联网领域带来的发展和商业模式的变化,大部分创业成功的项目都是和这个有关。大公司有能力和意愿大量收购这样的公司,像腾讯和阿里巴巴,每次收购都有几十个项目,长长的单子,大的经济环境,使这样的公司迅速成长。

  中国教育体制和美国有很大的不同,现在鼓励大学生创业我觉得会害死很多人,真正有创业能力,有机会成功的人是不多的,如果宣传不当,会引导完全没有经验和能力的人投入进去,失败的打击很可能很难让他们再站起来。

  在宣传大众创业的时候,要回归创业的本意,要让年轻人对创业有基本的理解,不要想着创业一定成功,这是基本的理念。中国教育制度只有改革了,才能难培养出更多创新型人才。

 

  主持人:今天就到这里,各位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