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都会成为两会热点。今年徐勇、李玉峰等数位医药卫生界委员称：是患者求医标准过高，导致医疗资源“拥挤”，应该对“看病难看病贵”确立标准。徐勇委员为此准备了一个“明确看病难的定义与标准”的提案。(3月3日中新社)
虽然，看病贵看病难很大程度上在于公众积累的印象和感受，但也有自己理性的判断依据：通过医疗消费的增长与工资增长相比、中国平均门诊费用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相比、人均医疗支出占人均收入的比例，得出结论的。因此，“看病贵看病难”不仅成为舆论普遍共识，卫生部前部长高强也多次撰文分析“看病贵和难的原因”，新医改也正是以改变“看病贵和看病难”为出发点。这种现实下，再以“没有定义和标准”来为难和贵狡辩是很可笑的。
再来看这几位委员具体的观点。
李玉峰委员辩称：最穷的病人也希望寻求最 好医生的最佳治疗，倾其所有看病，于是导致了费用难以承担。在身体健康都会有点过度防卫和不惜投入是人之常情。可许多医院和医生不是引导病人理性治疗，而是利用病人这种心理让病人多做检查、过度治疗、开大处方。
刘登岗委员认为：“看病难”事实上是“看名院名医难”，有很多中小医院看病并不难，甚至医生在等待病人上门。全国人民都挤到协和医院看病的现象确实很不正常。可这是患者被逼无奈之举。曾有机构做过统计，医疗资源的80%都集中在城市，而在城市中又有80%的资源集中在大医院。资源分配的不足、不公，使患者只能往大医院挤。
作为医疗卫生界的政协委员，站在本行业利益立场上说话无可厚非，但也不能无视客观现实。
（责任编辑：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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