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

    20世纪的历史发展到1984年，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事业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跨入了它的第6个年头。在农村第一步改革取得成功和城市局部改革的探索进展顺利的基础上，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已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改革大业犹如一艘航船，已经驶出相对来说是风平浪静的内河，即将进入波涛汹涌的大洋，从而使改革之轮及其舵手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难得的机遇。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全面改革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第一，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成功又一次在全国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对城市产生着强大的"冲击波"，迫切要求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业化、现代化转变。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迫切要求疏通城乡流通渠道，为日益增多的农副产品开拓市场。作为商品生产的农副产品和方兴未艾的乡镇企业的加工产品，大部分要在城市寻找出路，并与城市的日用工业品、农民需要的生产资料相交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城乡开通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以解决农民普遍反映的"买难卖难"的问题。但因现行体制是城乡分离的，各自封闭的，城市关卡重重，人为地堵塞了城乡流通渠道，妨碍了城乡商品交换，妨碍了城市为农村服务。这个矛盾如果不通过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加以解决，城市工作势必越来越不能满足占我国人口80%的农村的发展需要，使农民商品生产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使农村改革的成果遭到破坏，阻碍农村继续前进。同时，势必牵制城市经济的发展，影响城市人民的生活，影响工农联盟。

    农村生产开始向现代化转变，迫切需要城市的科学技术向农村辐射、转移。作为工业中心和科学技术中心的城市，本应满足农村生产的要求，向农村提供优良的技术装备，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传递经济技术信息，从各个方面帮助和扶持农村的发展。但因现行管理体制是条块分割、自成体系的，人为地割断了城乡联系。在这种体制下，没有也不可能满足农村提出的上述要求。如果不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就很难发挥城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就不能更好地支援农业，做到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广大农民随着收入的增加，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也对城市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农村商品发展起来，相应地农民的收入增多、购买力增强了。一方面他们对日用工业品的需求量增大，并且对产品的质量和品种花色的要求也有了提高。另一方面，为了扩大再生产和改善居住条件，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建筑材料的数量也大大增多，包括化肥、农药、汽车、拖拉机和水泥、钢材等等，现在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这就要求城市生产出更多适合农村不同购买力水平的、物美价廉的各种产品。但也是由于现行经济体制和管理方面存在弊端，城市不少工商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全民所有制的工业企业缺乏生产经营自主权，不能根据广大农村变化着的市场需要，灵活安排和调整生产，组织销售。同时，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广大农民需要丰富健康的精神生活，他们对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来，对在这些方面比较集中和相对发达的城市来讲，是应该而且有能力满足农村这方面的要求的，但城市封闭的体制限制了上层建筑的各方面为农村服务，为农民和全社会服务。只有通过城市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才能满足农村和两个文明建设向城市提出的迫切要求。    

    第二，城市经济的发展趋势也对进行全面经济改革提出了内在要求。

    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现代工业和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我国社会生产力中最主要、最重要、最关键的部分在城市，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最集中、最发达的是城市，对外贸易和国际交往主要靠城市，党政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主要设在城市，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骨干力量也大都集中在城市。
   
    但是，由于受到体制方面的严重束缚，加上其他一些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总的来讲是缓慢的。尽管经过几年的调整，企业整顿和城市改革的许多试验和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城市改革还只是初步的，城市经济中严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城市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计划体制统得太多太死，价格体系和管理体制不合理，政企职责不分，两个"大锅饭"还没有彻底打破。因此，企业的经济效益还很低，城市经济的巨大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生产、建设和流通领域中的种种损失和浪费还很严重，投入多、产出少的状况还没有明显改变。

    在生产过程中，由于企业还没有成为相对独立的、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由于计划体制和价格体系不合理等方面原因，现在仍然存在着片面追求产值、产量，忽视品种、质量的现象。企业产品结构不能适应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和国际市场的需要，质优价廉、适销对路的产品供不应求，一些质次价高、货不对路的产品滞销积压，部分出口轻纺、机电产品缺乏竞争能力。企业的基础条件普遍较差，部分企业没有严格的经济责任制，经济核算不健全，基础工作薄弱，生产、技术、计量管理混乱，流动资金占用多，原燃材料消耗高。加之一些外部条件如能源、交通运输等的制约，设备利用率低，潜力不能很好发挥，以致造成亏损。在基本建设方面，由于管理制度不健全和不合理，造成宏观决策不周密和各地、各部门争项目，搞不少重复建设，敞开花钱，建设中损失和浪费严重，工程造价普遍升高。许多项目工期延长，不少项目建成投产后不能发挥正常生产能力，投资效果差。   

    在流通领域中，经济形式少、流通渠道少、经营方式少和流通环节多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也没有很好按经济区域的合理流向组织商品流通，流通和生产脱节，商品积压严重，甚至大量报废，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城市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存在的上述问题，影响着城市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只有坚决地系统地进行改革，城市经济才能兴旺繁荣，保持和发展已出现的良好势头，才能适应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需要，真正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改革是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

    第三，世界新技术革命也对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机会和挑战。

    当前，新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其特点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光导纤维、激光等新的科学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估计在本世纪末或下世纪初，其成果将广泛应用于生产，应用于社会。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新技术革命预示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马克思说过："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这场新技术革命对世界经济发展必然产生重大影响。首先，新技术革命已经或者即将在生产工具、劳动对象、能源动力、交通通讯等方面出现新的突破，促进劳动者具有丰富智力和知识，不断改进和提高生产技能，扩大利用自然资源的范围和程度，从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变物质生产各个领域的面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其次，新技术革命将会引起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首先是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的变化。物质生产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将进一步下降，而服务业、特别是与尖端技术有关的服务部门将大力发展，而其中发展最快的将是信息、教育、科技、旅游等部门。一方面新技术革命将创立一系列新的产业部门，促进传统工业向新兴工业转化，提高社会生产和物质财富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新的技术革命也将使传统工业如钢铁、汽车、造船、纺织工业等得到改造，利用新技术更新设备，增加效益，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强竞争能力。再次，新技术革命将给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关系带来深刻影响。由于信息化社会的形成，将在经济和科学技术上把世界联成一个整体，必然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缩短各国的距离，加深相互间的经济技术联系和科学文化交流。 

    由此看来，这次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讲，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次挑战。而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对于吸收当代最新科技成果，推动科技进步方面，还有很多条条框框的束缚，企业没有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所以我们必须加快改革，使我国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适应贯彻对外开放的方针，适应新技术革命发展的形势，并且根据中国的经济特点，根据国内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研究和制定发展战略和具体政策。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现行体制中一切有碍吸收当今世界最新科技成果的老框框、老套套。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和特区建设等政策，充分利用国际经济技术交流和国外资本寻求出路的有利机会，吸引外资，引进技术。我们要充分借鉴一些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成功经验，避免走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采取"跳跃"战术，充分利用国际先进科技成果，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否则，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不能缩小，还有可能进一步拉大，我们是有过这方面的沉痛教训的。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世界科学技术有重大突破，一些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抓住了这次机会，实现了经济起飞，而我们那段时期正陷入十年内乱之中，贻误了时机。我们再不能闭关自守，作茧自缚，坐失良机了。

    全面改革的核心--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到1984年已经面临着由农村转向城市、由单项改革过渡到全面改革的重要契机。建国3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这些巨大成就已经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应该看到，社会主义这种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完全地发挥，这是什么原因呢?

    从历史原因看，解放前的中国，生产力很不发达。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千疮百孔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进行的。我国的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差，而且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要创立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必然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如若处理不好，就要影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从政治的原因看，我们在夺取全国政权，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长时期中没有坚决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是错误地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一直发展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搞得人心惶惶，上下不安。这就必然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从思想上的原因看，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未能很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特别是1957年以后，我们党在经济建设上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越来越严重，在指导方针和经济决策上出现不少的失误和错误。在经济工作中严重违背客观规律，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提出不少不切实际的、错误的目标和口号，搞了一些瞎指挥、浮夸风和"穷过渡"，极大地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从经济方面分析影响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因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体制上逐步地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模式。这种僵化模式长期以来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僵化的经济体制模式的主要弊端：

    一是政企职责不分。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发挥组织和领导经济建设职能的大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问题在于怎样发挥这种作用。过去，我们往往把国家组织和领导经济建设，理解为政府经济部门都要直接经营管理企业，这就造成了政企职责不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经济部门，包揽了许多本来不应由它们管的事，直接插手企业，干预企业日常的产、供、销和人、财、物等具体生产经营活动，使企业对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失去了自主权，结果造成宏观经济决策没有搞好，微观经济活动又管得死死的，这就严重压抑了企业的生机和活力。

    二是条块分割。过去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就其对经济组织的管理而言，是一种条条与块块相结合的体制，也就是按部门系统或行政区划来管理经济。我们在实行这种管理原则时，错误地把隶属关系、经济利益同条块关系挂起钩来，规定一切企业都必须有一个部门或地区作为它的上级领导；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由上级领导直接指挥；企业的利润必须向直接管它的上级领导部门或地区交纳。这样就把完整的全民所有制实际分割为众多的部门所有制和地区所有制。部门和地区往往容易把本行业、本地区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分成亲疏两类。对直接隶属者扶持照顾，对其他企业则限制卡死。这就造成了部门壁垒、地区封锁，割断了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响了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协作，使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合理地发挥。

    三是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只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机构必须通过计划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对企业进行必要的管理、检查、指导和调节，国家拥有体现其对企业的所有权的种种权限。但是，决不应把这些权限理解为企业的一切活动都要由国家来决定。过去我们却把国家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同起来了，对企业在原料供应上实行统调统配，在资金使用上实行统收统支，在产品销售上实行统购统销。企业只能奉命生产，不管经营，失去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地位，成了国家机构的附属物。这就严重地挫伤了企业的积极性，形成了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的局面。
    
    四是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长期以来我们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看作是互不相容、相互排斥、截然对立的东西，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划等号，否认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作用，否认了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原来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大发展，才能实现生产的社会化和经济的现代化；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来管理经济，就造成社会主义企业认为自己生产的是产品而不是商品，就可以不管产品质量好坏、成本高低、盈亏多少，也不问是否适销对路，不计投入产出，不重视产品的更新换代，不少产品成了"几十年一贯制"。这就使企业缺乏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

    五是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长期以来，我们错误地把社会主义要达到共同富裕理解为大家平均，生怕一部分人富了会产生两极分化，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相当严重。在这种错误的平均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分配中未能真正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而是企业之间经济效益好坏一个样，职工之间干好干坏一个样，简单劳和复杂劳动一个样，重体力劳动和轻体力劳动一个样，技术高低一个样，贡献小一个样。这就大大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了职工躺在企业身上吃"大锅饭"的局面。

    以上这些弊端，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活力，形成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党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毕竟经验不足，由于长期以来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形成了若干不适合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特别是由于1957年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当成"资本主义"，结果就使经济体制上过度集中统一的问题不仅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发展得越来越突出。   

    正是由于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经济体制模式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到了19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将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都较前一时期有显著的进展，故称之为全面改革阶段。   

    全面改革就是要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正确对待外国经验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既区别于过去那种僵化的模式，又与资本主义根本不同，是一种新型的、适合中国国情、有利于中国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管理体制。它是怎样提出来的呢? 

    第一，提出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是党中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如果我们不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就必然会走到邪路上去。但是，如果我们不从实际出发，而是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也必然会思想僵化，墨守成规，同样不可能把社会主义事业正确地、生气勃勃地向前推进。党中央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没有停留在革命导师的个别论断上，也没有停留在已经过时的经验上，而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冲破了过时的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了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就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把我们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第二，提出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是党中央深刻地总结了我国30多年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特别是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而得出的一个正确结论。过去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不少，而其集中表现是企业缺乏生机和活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不受任何陈旧观念的束缚，认真地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认真地研究了我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要求，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是企业有充分活力的社会主义。"这就抓住了我国经济体制的要害问题，给极其错综复杂的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第三，提出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也是吸收和借鉴了外国先进经验的结果。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对外国经验不能照抄照搬，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也需要学习和研究。过去对资本主义国家，总认为它们一切都是腐朽的、落后的，自己把自己禁锢起来了。提出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既要吸收和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也要吸收和有分析地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营管理方法。资本主义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们在组织社会化大生产和在经营管理方面有一套经验。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一种监督劳动，它体现一定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它是对生产力的合理组织。我们吸收和借鉴的是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经验，它本身没有阶级性，利用它也绝不会导致资本主义。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认真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有益的。

    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6年时间的酝酿、探索、试验和实践，对我国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正如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许多重要关头一样，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紧紧地抓住了这一契机，适时地推动改革向深度发展。其根本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指导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宏伟纲领。

    1984年在刚刚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盛典之后，中共中央举行了十二届三中全会。会议正式日期是10月20日，正式会议之前举行了6天预备会议。

    全会分析了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一致认为：必须按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全会经过充分的酝酿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总结历史经验及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回答了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规划了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蓝图。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就为我国全面改革经济体制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这一论断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社会主义学说史上，空想社会主义者几乎都是把商品经济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但仍认为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是相互排斥的。列宁起初也坚持这一观点，后来虽然在实践上实行了包含商品经济内容的"新经济政策"，但却没有作出明确的理论阐述。斯大林明确而有限地承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即商品只限于消费领域，价值规律只限于流通领域，在斯大林式的经济模式中，主体仍是排斥商品经济的计划经济。我国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曾有过正确的认识。

    但是在1958年以后，随着"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党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的认识趋于僵化，有的地方甚至在斯大林论述的基础上倒退了，把商品经济完全归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而与计划经济对立起来。在实际工作中，一面抑制、甚至扼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面逐步建立起了高度集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总结历史经验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的重新认识，逐步澄清了在这个问题上的脱离实际的看法。这个决定指出，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二者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这就明确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为全面改革现行经济体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供了依据。第二，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基本任务及各项方针政策等。
    
    《决定》强调，开展全面改革工作"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就明确地指出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即是说，我们的改革决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而是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向，改革具体的管理体制上存在的弊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就是要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日趋成熟，使社会主义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改革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冲破现行经济体制中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一切老框框和不适合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建立起既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又完全区别于不符合我国国情的那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决定》提出了改革的原则，一是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二是必须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适合现阶段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要求，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主要标准；三是改革的步骤要积极而稳妥，看准了的坚决改，看准一条改一条，看不准的先试点，不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四是要总结中国几十年来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近几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同时还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

    《决定》作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判断，提出了改革计划体制的基本原则。《决定》认为根据历史的经验，社会主义的计划体制，应该是统一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体制。尤其是考虑到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考虑到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状况在短期内还难以完全改变，考虑到我国目前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实际情况，建立这样的计划体制就更为必要和迫切。如果脱离现实的国情，企图把种种社会经济活动统统纳入计划，并且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加以实施，忽视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的重要作用，那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在计划指导思想上主观与客观相分离，计划与实际严重脱节。而要建立这样一种新型的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讲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决定》对我国计划体制的基本点作了如下概括：   

    (一)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

    (二)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生产和交换，主要是部分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它们在国民经济中起辅助的但不可缺少的作用；

    (三)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

    (四)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指令性计划则是必须执行的，但也是必须运用价值规律；

    (五)提出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
    
    《决定》中指出，我们现在的一切改革，都是为了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国家兴旺发达，人民富裕幸福，这是改革的根本目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最本质的表现。我们必须争取用比较短的时间赶上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雄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所以《决定》特别强调指出，"必须下定决心，以最大的努力，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是历史的必然和人民的愿望。全党同志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

    《决定》还系统提出了各项具体任务：解决好国家和企业、企业和职工关系，增强企业活力，这是改革的中心环节；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这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和对内的经济技术交流。这些规定为改革描绘了一幅清晰的蓝图。

    第三，从保证改革成功的战略需要出发，指出要起用一代新人，加强党对改革事业的领导。
    
    《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大批既有现代化的经济、科技知识，又有革新精神、勇于创造、能够开创新局面的经营管理人才，特别是成千上万的中青年管理干部。各级党委一定要细心地深入地去发现和考察他们，务必不要为过时的老观念老框框所束缚，务必不要搞繁琐哲学，求全责备，务必不要受派性和闲言碎语的干扰，努力造就一支门类齐全、成龙配套的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

    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一切轻视科学技术、轻视智力开发、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采取有力措施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

    《决定》强调，这次改革，将在相当广阔的领域里和相当深刻的程度上展开。它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全党同志都要站在改革这个时代潮流的前列，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机关要保持清醒头脑，精心指导。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造性地、因地制宜地推进各项改革工作。要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在创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同时，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化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振奋起积极、向上、进取的精神。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它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既正确地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又科学地回答了实际工作中产生的新问题，依据实践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因此，必须自觉地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这一论断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重要飞跃，它构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纲领的理论支柱。

    《决定》突破了把所有权和经营权混在一起的传统观念，确认全民所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在国家计划、政策、法令的指导、管理和调节下，应当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一认识，为增强企业活力创造了重要的理论前提。

    《决定》改变了国家包揽一切经济活动的做法，提出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管理经济的职能，并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概括了这一职能的主要内容，坚持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的原则。这对于按照建设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的要求来改变国家机关管理经济的体制，具有转折性的重要意义。

    《决定》重申十二大的方针，强调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其他各种经济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必须长期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这些理论和政策阐述，有助于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大大有利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

    《决定》破除把社会主义同平均主义等同起来的传统观念，重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强调这是整个社会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要求通过改革，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坚决克服平均主义思想。这是对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