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式 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之路

    刘树成，男，1945年10月生于上海。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8月—1981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81年8月—1982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82年5月—1998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1989年5月—1990年3月,美国克罗拉多州博德尔经济学院和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1998年10月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

    记者：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至今已30年。30年的改革开放，30年的风云激荡，带来了中国30年的沧桑巨变。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改革的浪潮汹涌澎湃；从沿海到内地，从东部到中部、西部，对外开放的步伐矫健向前。这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使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由此，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如此良好发展绩效的主要原因，你有何看法？

    刘树成：在1979至2007年长达29年的时间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8%，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如此长时间的高速转型式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世界银行专家组曾评论说：“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在一个人口超过非洲和拉丁美洲人口总和的国家，这一成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注目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取得如此良好的发展绩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改革不是遵循市场原教旨主义，简单地复制所谓西方标准化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并创造性地进行制度选择与制度安排，使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相契合，形成内生性和自适应的制度变迁轨迹，由此避免了那种强制性的制度移植输入和制度外部依附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国改革的国别特色和“本土化”制度创新模式成为转轨经济中独树一帜的模式，在国际上被冠以“中国模式”。

    其中，我们所采取的改革方式是以渐进式稳步推进市场化，这使得我们不仅能够有效防止激进式改革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而且能够有效发挥理论创新的先导作用，能够很好地把握改革的性质和方向，能够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与开放的关系，能够注意推进全方位改革，注意发挥基层和领导层的合力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渐进式稳步推进市场化是“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内核，是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值得系统深入总结的重要方面。

    记者：30年前，当中国决定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我们有两种方式可选择：一种是激进式，一种是渐进式。是哪些因素导致我们最终选择了相对温和的渐进式？

    刘树成：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采取循序渐进的、有步骤、分阶段的方式推进改革，或者说采取累积性的边际演进的转换模式。而所谓激进式改革，是指采取激烈的、“一步到位”的方式进行改革。中国之所以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于改革的探索性。改革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进行某些修补和改良，而是在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社会制度的范围内进行的“第二次革命”。对于这场革命，世界上没有先例，没有现成的答案。因此，对于指导这场变革的领导层来说，需要有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这就需要循序渐进，而不能贸然激进。

    其次，在于改革的复杂性。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地域广，而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城乡之间、沿海内地之间、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在改革的承载和接受能力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就决定了各个区域或部门的改革不可能“齐步走”，而需要“分而治之”，梯次推进。

    其三，在于改革的艰巨性。改革是一场全方位的改革，既包括经济基础又包括上层建筑，既涉及思想层面，也涉及社会层面。而从这场全面改革的“重头戏”——经济体制改革来看，不仅包括微观主体的再造和市场体系的重建，也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如此艰巨、庞大的工程，决定了各个子系统的改革绝不可能在朝夕之间“齐头并进”地加以完成，而需要选准“突破口”，渐次展开，逐渐深入。

    其四，获取改革动力的需要。改革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必然涉及经济利益格局的调整，或者说利益的重新分配。改革要确保获得足够的动力，必须获得更多社会成员的理解和支持。由于改革的收益在时间的分布上往往是跨期的，改革的福利损益在个体之间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因此需要有一个过程和充足的时间，使个体逐步提高对改革收益的感知和辨识，也使社会尽最大可能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识别和必要的补偿，以增强改革的社会基础。

    其五，保持社会稳定的需要。改革的探索性、复杂性、艰巨性和改革中的利益调整，都对社会稳定构成压力。而要使改革顺利推进，没有稳定的环境又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在改革方式的选择上必须考虑如何把对社会稳定的压力，尽可能降低到社会和公众可承受的范围内，从而实现平稳转轨。如果采取过于激烈的方式，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社会震荡，恶化改革的社会环境。

    记者：30年后的今天，回顾和评价渐进式改革，我们对其中所蕴涵的政治和历史智慧感慨颇多。我们应当深刻解剖渐进式改革的内涵，从而完整掌握渐进式改革的智慧，并让这些智慧在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扬光大。

    刘树成：是的。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方式集中表现为从“易”到“难”，从传统体制外到传统体制内，从传统体制内易于突破的外围到需要攻坚的内核的改革顺序。

    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如下10个方面：

    一是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再到城乡综合配套改革。

    二是从推动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入手，形成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

    三是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先采取放权让利的“政策调整型”改革，然后转到以企业制度创新和整个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为重点的改革。

    四是先改革一般竞争性领域，再向传统的垄断性领域推进。

    五是先在一段时期内实行计划内价格和计划外价格并行的“双轨制”，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并轨，实行单一的市场价格制度。

    六是先着力发展商品市场，再逐渐发展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市场。

    七是先实行单纯的“按劳分配”，再向“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推进。

    八是先以微观经济基础重塑作为改革的中心，再推进到以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要环节。

    九是先沿海、后内地，先一般加工工业、后服务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先“引进来”、再“走出去”。

    十是在着眼于全方位改革的过程中，先着重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再及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

    记者：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渐进式改革仍在进行。你如何评价渐进式改革在历史发展中的创新性价值？

    刘树成：经过30年的改革实践，可以清楚地看到，渐进式改革战略，在保证原有利益格局不受到急剧性冲击的前提下，使市场制度能够以“边际演进”的方式获得生长。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的力量和益处通过“涓滴”效应和“墨渍”效应，逐渐在传统体制内渗透和扩散，从而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型创造了水到渠成的条件。中国独特的渐进式改革方式，不但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有效防止了激进式改革可能给经济增长带来的“J型曲线”效应或更为糟糕的“L型曲线”效应，也得到了社会普遍的理解和支持，保持了社会的稳定。渐进式改革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之路，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是我们创造人类经济奇迹的一大法宝。

    当然，渐进式改革方式也导致新旧两种体制相持的时间相对长一些，会产生一些新的矛盾。首先，由于改革是渐次推进的，这就给旧体制以足够的时间来与新体制抗衡，双方在摩擦和较量的过程中，旧体制仍旧会在一些方面起作用，而且有可能会牵制或者侵蚀新体制，从而增大改革的难度。其次，由于采取边际演进的累积性的步骤，两种体制并存和僵持的时间比较长，这就为在两种体制之间“套利”提供了可能。那些可以从套利中得到好处的既得利益者，可能会与传统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一道，成为抵制改革进一步向纵深推进的力量，这也将增大改革的难度。因此，如何在整体推进的过程中，选择适当的时机以及关键的领域和环节，实施有重点的“突破”，是渐进式改革方略必须要应对的课题。

    记者：2007年夏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正在演变为严峻的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已经和势必继续影响中国经济。在这样的历史节点，我们应当更加注意从前30年的渐进式改革中寻找经验和制胜之道。

    刘树成：是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现在，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共经历了十个周期。其中第10个周期是2000年—2008年，且至今并未结束。从2000年到2007年，GDP增长率已连续8年处于8%以上至11%左右的上升通道内。2008年，是第10轮周期的第9年，进入了一个调整期，加之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GDP增速有所回落。

    本轮经济调整应主要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调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30年长期快速增长，累积了不少问题，最突出的是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这种发展方式受到能源、矿产资源、土地、水和环境的严重制约，受到各种成本上升的严重影响，并易受到国际上经济金融等风险的严重影响。加之当前严峻的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使我国外需急剧下降，极大地增加了调整的外在压力。因此，我们要借鉴30年改革的经验，把当前的严峻危机转变成大调整的良机。要通过大调整，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低成本扩张，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

    我们要看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也正在进行大调整。为及时、有效地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从去年底到今年11月,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宏观调控政策进行了三次重大调整。第一次调整是去年底、今年初，针对经济增长有可能由偏快转为过热、价格有可能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由“单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调整为“双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整为从紧的货币政策。第二次调整是年中，针对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影响，防止国内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由“双防”调整为“一保一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第三次调整是11月初，针对美国次贷危机急速演变为十分严峻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造成更大的下滑压力，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由“一保一控”调整为“一扩一促”(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稳健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积极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整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我们还要看到，30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呈现出高位平稳型增长的态势，较为重要的原因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经济结构发生了五大深刻变化。一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为经济的高位平稳型增长提供了重要的体制基础；二是资源供给结构的变化，为经济的高位平稳型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三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为经济的高位平稳型增长提供了必要的产业基础；四是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为经济的高位平稳型增长提供了新的需求动力；五是消费结构的变化，为经济的高位平稳型增长提供了新的消费拉力。目前，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当然，我们一定要把当前的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措施准备得更周密一些。特别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把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结构调整形成的压力转化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努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竞争优势。

    在30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在30年渐进式改革取得重要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有信心克服各种困难，让中国经济的巨轮继续走得又好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