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了十年 转基因亟待商业化

　　本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种子法》修订案，其中对转基因作物的审批、管理等问题做出了进一步明确。此前实施的新《食品安全法》，也对转基因监管做出了更详细的规定。

　　法律逐渐完善的另一面，却是停滞不前的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已获得安全证书近7年的转基因水稻品种，至今仍无法进入市场。更多转基因作物品种，还在等待相关部门的审批。

　　拿得到安全证书 拿不到商业化许可

　　“转Cry1Ab/Cry1Ac基因抗虫水稻”，在普通人眼中，这样的名称仅仅是拗口。

　　但对于现今之中国民众，换一种描述——含有Bt毒蛋白的转基因主粮——似乎就带有了一丝“恐怖”气息。

　　2015年1月，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发布公告称，该校水稻团队研发的两种转Cry1Ab/Cry1Ac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再次获得由农业部颁发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

　　这两款转基因水稻，是目前中国获得安全证书的仅有的两个转基因主粮品种。

　　实际上，这也不是上述品种首次获得安全证书，早在2009年8月，这两种转基因水稻就曾获得安全证书，只不过直至证书到期，也未能通过后续审批——按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转基因作物在商业化种植前，不仅需要获得安全证书，还需要获得品种审定证书、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等。

　　转基因水稻研发者张启发教授曾向媒体透露，“华恢1号”和“Bt汕优63”于1999年通过农业部相关鉴定，此后便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安全性研究，并最终获得安全证书。

　　换言之，这两款转基因品种问世至今已有十六年，仍无法得到商业化许可。

　　这也是我国转基因作物的一个真实写照：转基因技术研发逾二十年时间，仅有7种转基因植物获得安全证书，其中得到较大规模产业化推广的，只有抗虫棉花、抗病番木瓜两种。

　　与之相对应的，是国际转基因作物的迅猛发展，农业部科教司转基因生物管理安全办公室何艺兵处长介绍，截至2014年，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已达到28种，商业化应用的国家达到65个。

　　转基因水稻为何无法得到商品化审批，官方至今并未给出过明确答案。但对于绝大多数业内人士而言，转基因作物难以商业化，其主要原因仍是公众的反对声音。

　　“转基因水稻获得了安全证书，表明在食品安全、环境安全方面是安全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走入商品化的发展。”复旦大学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卢宝荣教授介绍，公众对于转基因安全性仍有疑虑，但对于已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作物而言，不仅其食用安全可以得到保障，也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抗虫害的转基因作物，对农民还有保护作用：“很多农民没有自我保护意识，施农药的时候，人都在雾里面，每年都有受到农药伤害的例子。”

　　只能吃不能种 转基因面临“内忧外患”

　　追溯历史，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在我国曾有着成功的经验。20世纪90年代，转基因抗虫棉花进入商品化推广，时至今日，转基因棉花种植率已超过90%。

　　“转基因作物如何推广曾有不同的说法。一个说法是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另一种说法是分三步走，先非食用的，后间接食用的，最后才是食用。但是咱们有了路线图，没有时间表。”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于发表示，虽然“食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遭遇阻碍，但我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时机已经成熟。

　　“技术体系上，从基因的发掘，到遗传转化技术，最后选胜汰劣，培育新品种上市推广应用，整个这一套体系在国际上都是先进的，某些领域是领先的。”彭于发坦言，中国转基因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并不会因为产业化就受到跨国公司的控制，与此同时，优秀的品种只有通过商品化、产业化，才能占领国际市场：“我们的转基因水稻、玉米、大豆，在国际上都是十分先进的。可是我们不能产业化，永远突破不了，总是在蓄势，蓄势以后不知道去哪里爆发。”

　　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粮食需求量逐年加大，转基因作物大规模进入中国已成定局。据相关资料显示，2014年全年，我国进口大豆总额达到7140万吨，进口依存度近90%，几乎均为转基因产品。

　　这也就意味着，平均每个中国人，都“消费”了约51公斤进口转基因大豆。这样的窘境，也被形象地形容为“只能吃不能种”。

　　“在本世纪初，曾做过一个初步的预测，到2020年，我们国家的粮食缺口大约在9000万吨左右。从目前来看，转基因大豆、小麦和玉米等作物加在一起，进口农产品已经超过一亿吨。”原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副局长朱祯坦言，中国农产品市场仍存在很大风险，尤其在国际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产品化的背景下，“国际市场有些粮食价格，口岸价比我们收购价都便宜，我们的企业会怎么办？”

　　蓄力三十年

　　转基因期盼“大飞机下线”

　　“转基因产业化需要机制改革。第一个，科研项目的立项管理上，把基础性研究与新品种应用分开；第二个，安全管理这块要把安全证书的评审和具体不同用途的行政许可分开。”彭于发表示，新的转基因品种研发，安全性评价管理费用可达到两亿美元，仅凭国内大学院校的研究团队，很难完成转基因品种研发到推广的全部流程。

　　大型种业公司拥有的资金及人力，恰好可以弥补上述不足：“拥有相当长远战略眼光的企业，才能够满足生物安全风险评价大量的数据，以及安全应用过程中严格的制度保障等需要。”

　　“做大做强基因农业产业，要有全球化的新目标。”彭于发表示，以往提及转基因技术，往往都是谈农业资源压力大、中国人口多、保障粮食安全等。这只是农业发展的第一层目标：“真正好的农业应该是赚钱的。因此我们不仅要做大，还要做强，转基因就是最有希望的途径之一。”

　　“美国有一半农田种植的是转基因作物，全世界70%到90%的肉用动物都是用转基因饲料喂养的，其中美国一年出栏用的畜禽90亿头，95%是用转基因饲料喂养的。”植物生物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朱健康表示，美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年销售额超过1000亿美元，相比之下，我国杂交水稻的销售额仅有12亿美元，差距非常巨大。

　　“前几天，我们的大飞机下线了，大家看到很高兴。转基因同是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本应在十年前就有‘大飞机下线’。”朱祯表示，除现有的抗虫水稻产品外，还有高品质的转基因棉花、抗病毒的小麦、抗旱的玉米等多种转基因产品技术较为成熟，处于产业化边缘，“我们的产业化至少推迟了十年，而国外的转基因技术继续在前进。”

　　主笔 吴楠

　　插图 宋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