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热议"中国式医改"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脑康复医院院长郭新志（右一），全国政协委员、宁波市副市长张明华（左三），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原院长陈仲强(右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致公党中央医药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金生（右三），全国政协委员、广西民建主委钱学明（中）做客中经在线访谈2014两会特别节目。五位嘉宾围绕“医改”等话题与网友进行交流。中国经济网 裴小阁 摄影 

　　中国经济网北京3月8日讯（记者 佟明彪 刘芸曼）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医改，用中国式的方法解决世界性的难题。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宁波市副市长张明华，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原院长陈仲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致公党中央医药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金生，全国政协委员、广西民建主委钱学明，全国人大代表、山西脑康复医院院长郭志新五位嘉宾在做客“中经在线访谈聚焦2014两会特别节目”时分别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式医改”的观点。 >>>点击进入访谈专题

　　用中国式方法解决世界性难题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原院长陈仲强说，医改之所以被称为世界难题是因为在美国、欧洲等地都有各自的困难。英国和印度的全民医保，美国的商业保险模式都存在各自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种模式是让所有人都能够满意，或者能够处理好所有问题，这就是世界性的难题。”也正是因为世界各地都没有一种好的方式解决这一难题，所以我国也不能照搬目前的任何一种模式，“只能走中国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 他建议，我国医改的目标和政府主导方向要满足几个要素，一是是要全民公平，二是保证一定的医疗服务质量，三是要让老百姓满意，四是要国家财政能够承受，做到可持续的投入。

　　在探索“医疗改革的中国方式”上，全国政协委员、宁波市副市长张明华介绍称，宁波市在如何打破以药补医模式上做了一些探索，从2012年年底所有的县级医院实行药品零差价。而药品的这个差价有两部分来补齐，一方面适当提高诊疗费，挂号费，住院费，护理费等，可以补偿药品差价的80%到85%左右；而剩下的15%-20%则由政府财政来承担，每年大概两个亿左右。“这一措施实施一年多时间，情况比较平稳。” 张明华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致公党中央医药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金生提出，中国式的医改应该是以强制全民享有的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加上大病的商业保险和社会救助机制。另外还要做到中西医并重发展。

　　基层"缺医"还需解决"软件"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脑康复医院院长郭志新认为，中国人口多，但是医务人员相对较少，现在还是属于低水平，广覆盖。现在基层解决了部分硬件问题，但要解决软件的问题；有了设备，有了房子，但没有人才。大专院校毕业的学生研究生、博士生愿意留在大城市，不愿意到基层，所以基层还是处于一个缺医的状态，解决软件问题势在必行。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民建主委钱学明认为，基层医疗人员缺口大，问题还是出在制度设计上。近年来国家对农村医疗体系投入很大，以广西西部为例，乡镇卫生院都建得不错，可是缺少医生，据媒体报道60%到80%的医学毕业生毕业三年以后都没有从医。他建议，乡镇卫生院医生的编制可以列到县医院里，把户口落在县里，编制落在县医院，这样他买房、娶媳妇、孩子的教育都在可以落在县里。现在交通发达了，乡镇到县里的交通比较方便，我认为这是未来解决乡镇卫生院留不住人的一个可行的办法。”钱学明说。

　　医生处方绝不能与收益挂钩

　　钱学明在调研中发现，我国500多种基本药物中大概50%的品种因为利润低而无法到达乡镇一级的卫生院。他认为，“药的价格不是政府去控制的，政府真正控制的是用药品种，医生需要用哪一种药，而价格是供求关系决定。因为它的成本不高，很多企业都能生产，这个药肯定不会贵，关键是你医生用还是不用。”他同时表示，医生的处方跟医生的收益绝对不能有任何的挂钩，但是现实当中医生的处方跟利益是挂钩的，“我去年在一家三级甲等医院看病，因为和医生认识，他说你开个土霉素就行了，不用去打针，买一瓶2块4。医生还告诉我，估计我们药房没有，你到对面药店买一点就可以了。”

　　对此，陈仲强有点不同意见，他认为，“不是医生决定价格，价格还是由政府决定，取消以药补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药价虚高，但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外边的厂商一定是让医生多开他的药，但是通过医院售药就会将厂商的因素削弱一点。”

　　杨金生认为造成基层医院基本药品不全现象的原因在与基药制度本身的立场问题，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的用药安全，还是保证医生最常用的药物。“我讲的保障基本用药安全，是老百姓必须需要的这些药，企业赔了赚了都得政府资助生产。但是现在我们恰恰是考虑医生常用药，本来这个病应该吃这个药，但是你基药里头没有这个药，就得开基药以外的药，五百种药不能把所有人的健康问题解决，所以我们每个人经常去看病的时候就拿到一些药，不能报销的，或者不在目录范围内的这样矛盾就出了。”

　　医患双方应加强沟通，彼此信任，解除误会

　　谈及前段时间媒体报道的温岭杀医案等恶性事件，杨金生认为悲剧的原因有三方面：第一，老百姓对医学的期望值太高，很多病因为医疗技术的局限解决不了；第二，由于医生的责任造成了事故，由此形成医患纠纷，病人因为不了解医疗技术，以为进医院就能把病看好，而把医患纠纷上升为暴力事件；第三，根本的原因是保障水平低。

　　另外，恶性事件的背后，有些“医闹”团体浮出水面。郭新志提到，现在有一伙“医闹”是有团体组织的，他们通过在医院里把小事闹大获得赔偿来获得利益。“对于这样的组织就应该坚决打击，绝不姑息，这种恶势力的增长，导致医护人员非常没有尊严。”郭新志说。

　　陈仲强认为医患关系出现问题的原因还在于患者对医生开检查存在误解和不信任。“比如说咳嗽，可能是感冒，可能是肺炎，也可能是肿瘤造成的，那我们要做血常规，或者拍胸片、听诊，来一步一步检查排除，保证病率降低。如果按照西医的角度，我只把咳嗽当做感冒来处理也可以；或者我的经验非常丰富，不做那么多检查也行。但是不做检查就要面临互不信任状况下一旦诊断错误要追究责任的后果，为保险起见，医生就采取保护性的治疗和检查，导致检查增多。另外还有一个误解，有些基本检查行业内认为都是要做的，但最后出来的结果可能只有一个是异常的，病人就会不理解为什么要给他做那么多项检查，这都是不信任产生的结果。”

　　陈仲强建议，解决医患关系问题医院要做好自身本职工作，同时社会法制关系维护也要到位。至于机制体制上，究竟如何解除“医生发展靠从病人身上弄钱发展”的误解，十分复杂，还有待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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