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良玉：我的三农情缘

　　我出生在我国第一产粮大县吉林省榆树县,工作也在这里起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从农业学校毕业后,第一个工作岗位就是县农业局,其后又在省农业局、农牧厅和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农工部及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虽然变换了多个岗位,却从没离开“三农”这个行当;我先后在公社、县里、地委行署、省委省政府和国务院工作,虽然变化了多个层级,却从没离开“三农”这个事业;我先后在吉林、湖北、安徽、江苏等四省工作,虽然变动了多个省份,却从没离开国家商品粮基地和农业大省。我的履历说起来既较复杂,又很简单,尽管变换了多个岗位,走过了多个地方,经历了多个层级,但工作的主线主业就是“三农”。可以说,我和“三农”真是今世有缘,相伴永远。我的工作和生活已与“三农”紧紧相依并融合在一起,“三农”事业在我心灵上的印痕是刻骨铭心的。离开“三农”,就没有我的成长经历;离开“三农”,也不是我的真实人生。

　　在中国,“三农”问题始终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农业政首邦本的地位和繁重艰巨的任务、农村广袤秀美的神韵和滞后艰深的状况、农民朴实奉献的品质和劳苦艰辛的现实,使我的心灵和情感不断得到洗礼和提升。马不停蹄的“三农”工作经历,给我留下了往昔许多挥之不去的珍贵回忆,一幅幅鲜亮透明的图景不时映入我脑海,拨动我心弦,直闯我心扉,让我激情荡漾,难以自已。

　　一点一滴见真情,情自沃土缘在农

　　我对“三农”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之情。我家乡一带是松辽平原著名粮食产区,是世界玉米黄金带上的一颗耀眼明珠。家乡的父老乡亲爱在黑土,情在五谷,把务农种粮、养殖禽畜作为生计之本。小时候,我常常看到老人们教育儿女,要敬畏负载和生养万物的大地,要学会种地,学会养家糊口,学会吃上饱饭、穿上暖衣的本领。松辽平原盛产多种农产品,乡亲们爱种善种庄稼,由衷赞美和悉心呵护田园。父老乡亲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使我深深懂得种好粮食、吃饱穿暖对农家的重要,农业有个好年景是他们最真切的心愿,农产品卖上好价钱是他们最朴素的期盼。

　　我与“三农”的情缘,在学和干中不断加深。农民的培养教诲,长期的耳濡目染,使我学中情益浓,干中缘益深。我在县乡和地区工作时,经常与同事们一道进村入户开展工作。当时交通不方便、信息不发达,去村里一次不容易,一下去就要多住些天,有时十天半月,有时几个月。那个时候,下乡进村是开展农村工作的基本常态,驻村蹲点是同农民打交道的重要方式,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摸爬滚打在一起,是了解“三农”实情的基本功夫。20世纪60年代我曾在农安县合隆公社合心大队,70年代在榆树县于家公社五家子大队和谢家公社谢家大队,80年代初在扶余县大林子公社九坨子大队各蹲过半年多的点。至今,依然留恋村庄里那段淳朴火热的生活,不忘田野里那些鲜活艰苦的场景。在大地复苏的春天,我曾和“顺着垄沟找豆包”的农民兄弟一起扶犁、点种、“踩格子”;在烈日当头的夏日,我曾和“水一把、泥一把”的庄稼把式一块间苗、铲地和灭虫;在满眼金黄的深秋,我曾和满手老茧、饱经风霜的父老乡亲一道收割、拉地和打场;在风雪交加的隆冬,我曾和“狗皮帽子靰鞡脚”的东北汉子一同刨粪、送肥和交公粮。80年代中期我调到省里工作后,下乡调研仍然是经常的事,即便在国务院工作的10年间,我也先后下乡500多天,主要是到农区、牧区、林区、灾区和贫困地区。坐在农家炕头与农民促膝谈心、走进田间地头同农民唠磕干活的情景,至今我仍历历在目。

　　在我们这个农民仍然占多数的国家,怎么正确认识和看待农民,可谓关系重大、影响深远。由于种种原因,城市里的一些人并不完全了解农民、不真实理解农民,或多或少地对农民有陌生感、距离感、优越感,有的甚至有偏见。长期从事“三农”工作的实践和与农民直接打交道的经历使我深深体会到,我国这些“乡下老百姓”,他们的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道德素质却不低;他们在劳动中付出的辛劳和汗水虽然很多,但欢笑、愉悦却不少;他们的家庭收入水平虽然不高,但生活的满意度却不低。这些“乡下人”,有些时候看似木讷,实则智慧;看似谦恭,实则自尊;看似温和,实则坚强;看似卑微,实则高贵;……。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市场经济的熏陶,广大农民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精神面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他们既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高尚情操,又增强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观念和开放进取的意识。他们正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岗位上,默默地劳动着、创造着、奉献着,他们是可亲可爱、可敬可佩、可歌可叹的,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勤劳质朴、坚毅顽强、崇善明理和知足感恩的特质,值得我们礼赞与尊重。

　　我国农民具有勤劳质朴的传统美德。我们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是一部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史,而创造农业文明的主体就是农民。面对艰苦条件,广大农民群众不等不靠,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不断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也不断积累和创造着社会财富。“面朝黄土背朝天”是对我国农民劳作真实而生动的写照,正是他们胼手胝足、辛勤耕耘,用汗水、心血和生命滋养着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推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延续和文明传承。在农事大忙季节,农民起早贪黑,抢抓农时,常常是“早晨三点半,中午嘴嚼饭,晚上看不见”,用劳动和心血夺得一个个好年景。东北玉米主产区农民过去抗旱播种时,经常是人挑车拉水到田,人工刨埯坐水种,一埯一瓢水、一埯几颗种。他们说,宁可自己多受累少喝水,也要让种子把水喝足。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广大农民既创造了传统农业技术精华,又学习应用现代农业科技,追寻着绿色田野里丰收的希望。

　　农民世代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和体力劳动,也塑造了为人正直、待人诚恳和朴实无华的特点。他们没有华丽的语言,却有一颗真诚的心;他们没有亮丽的外表,却有一团火热的情。记得我们下乡蹲点住农家“吃派饭”时,正是我国农产品极度短缺的年代,农村缺衣少粮,农民生活艰苦。他们自己省吃俭用,却尽力把我们的饭菜做得足、做得可口;他们养鸡自己舍不得吃鸡蛋,多是用来换油盐酱醋,却给我们蒸鸡蛋糕;他们自己取暖缺柴,却把我们住的火炕烧得热热乎乎。农民种地的辛苦劳累,克服困难表现出的聪明智慧,为人处事透露出的情义至诚,令我们钦佩和感动。

　　我国农民具有坚毅顽强的宝贵品质。我国人多、地少、水缺的基本国情,封建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的世情,粮食生产等受自然条件约束很大的农情,造就了农民坚毅顽强的个性。他们用不畏艰难的执着与倔强,在这片靠天吃饭的土地上,承袭着中国农业文明的血脉,供养着日益繁衍的中华民族。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群众与自然奋力抗争,以极大的热情发展农业,不断调整生产结构,转变生产发展方式,探索了家庭承包经营、乡镇企业等成功经验,创造了用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活占世界20%人口的伟大奇迹。

　　我国自然灾害多发频发重发,大多发生在农村,农民往往是直接承受者。近些年来,我曾亲眼目睹1998年长江巨大洪峰来势凶猛、2003年淮河全流域大洪水险象环生、2006年17级超强台风“桑美”在福建浙江横行肆虐、2006年黑龙江内蒙古三场特大森林火灾火烧连营、2009年辽宁朝阳大旱赤地千里,我也在汶川特大地震灾区、青海玉树强烈地震灾区、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区度过数十个日日夜夜。我们既亲眼看到了什么是山崩地裂、房倒屋塌、灾魔猖獗、无坚不摧,更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顶天立地、战天斗地、感天动地、坚不可摧;既看到了个人的渺小和生命的脆弱,更看到了人民的伟大和生命的顽强。在汶川地震重灾区青川县一个山村,受灾农民群众自发撰写的“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的困难能战胜”,“出自己的力,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的标语,震撼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我们的农民兄弟姐妹、父老乡亲,我们的老百姓、“乡下人”,在大灾大难面前,没有萎靡不振,始终抱有战胜灾难的坚定信念、克服困难的坚定信心、重建家园的坚定信仰,所以大水大旱大火大风之后,生产结构得到调整,水利建设得到加强,自然生态得到修复,防灾举措得到细化;汶川、玉树、舟曲三大灾区的重建举世惊叹,一座座新城、一片片新区、一个个新村拔地而起,科学规划设计精心组织实施,实现了几十年的跨越发展。我还记得发生我国首例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广西隆安县丁当镇,疫情之后聪明不服输的丁当人痛定思痛,从“谈鸡色变”到“养鸡致富”,创出了知名的“叮当鸡”品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信息不对称、服务不到位,农民不仅面临自然灾害的风险,还常常要承受巨大的市场风险和质量安全风险。这些年,一场动物疫情、一起质量安全事故、一条网络谣言、一段手机短信,往往就会造成相关农产品积压、农业产业受损、农民收入减少。尽管政府采取了补救措施,农民仍要承担大部分损失。农业常遭大灾,农民从不屈服;农业常有波折,农民从不气馁。广大农民在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面前,坚忍不拔,顽强拼搏,迎难而上,愈挫愈奋。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力量!

　　我国农民具有崇善明理的优秀品格。传统的农民是小生产者,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个人和家庭的主体能力都很弱,既无法单独摆脱对自然力量的依赖,又无力控制社会形态变化对自身的冲击。因此,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公社”逐渐向以聚集地为范围、以地缘关系为基础转变。血缘、亲族、邻里间的团结互助被高度珍视,农村宗族组织历经千年牢不可破。在朴素的家族意识、村民意念和宗法意志下,农民以亲情伦理至上,邻里间团结友爱,困难面前相互帮助,面对矛盾相互包容,与人为善、彼此尊重、宽以待人、诚实守信,借贷还钱和父辈借钱儿孙还债在农民心中是天经地义之事。广大农民浓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凝聚力也源于家族责任和对土地家园的眷恋。农民关心自己利益,但维护国家利益从不含糊;农民期盼改善生活,但为国家发展作贡献从不打折扣。他们坚持以国家利益为先,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重,总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才是自己的”,这样的“大道理”在农民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深深地记得北方地区农民在隆冬时节卖粮的情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粮食收购站点少,乡亲们赶着大车走十几里路到粮库去交粮卖粮,有时卖粮的车队要在寒风中排出几里地,辛苦的卖粮人往往眉毛、胡子都挂上厚厚的白霜。尽管严寒难耐,但不卖完粮食不回家,因为他们心中有一种情结,把好粮卖给国家,为国家多作贡献。

　　目前,虽然农民负担减轻了,但农民仍以土地低价格、务工低工资等“要素贡献”支持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进城务工的农民,分布在各个领域和行业,他们从事着艰苦繁重的工作,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支生力军。在建筑装饰、修路架桥、采掘运输、纺织服装、餐饮服务、家政保安和城市环保等行业,农民工的比重高达80%左右,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至今没有享受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农民作出这么大的奉献和牺牲,既是制度安排使然,也与他们骨子里牢固的国家观念密不可分。对农民而言,国家是神圣无比的、是必须全力维护和支持的。随着发展阶段的转变,我们有条件更好地善待农民,更有力地反哺农业、繁荣农村。

　　我国农民具有知足感恩的高尚品性。农民对待大事小情,对待邻里乡亲,对待国家社会,更多的是豁达大度。农民在忙碌中得到乐趣,在劳累中寄托希望,很少发牢骚,很少有怨言,给点肥水就长苗,给点阳光就灿烂。播种是为了收获,丰收了就心满意足,始终抱着一颗平常心,生活得平淡而踏实,没有不切实际的奢望。农民对关心、支持和帮助他们的人,总是想着回报。我曾多次到山区和偏远地区考察“三农”工作,那里农村发展缓慢,农民生产环境和生活条件更为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过着贫苦辛劳的日子。有时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我和同事们去看望慰问他们,他们从不叫苦和埋怨,只说“感谢”。当国家给他们一定的扶持时,他们的知恩感恩之情溢于言表。此时,我内心里不仅是敬意和欣慰,还有伤感和愧疚。粮食主产区的农民,粮价每提一分、补贴每增一点,他们都打心眼儿里知足和高兴。当他们乐道“种地不纳税、上学不交费、看病能报销、低保有补助、养老有保障”时,满面洋溢着幸福和感恩的笑容。人生之苦在于心之不足,人生之累在于心之不宽,知足心宽的人不苦不累啊!可以说,广大农民群众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无论是革命、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都是党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我们讲爱民、亲民、利民、富民、安民、护民,万万不可忘记了农民;农民对社会的贡献,理应得到全社会的推崇和尊敬。如果我们多想一想自己是谁、来自哪里、根在何方,或许就会大大增加对“三农”的认同和情感。其实,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对农民并不陌生,或许我们自己,或许父辈乃至祖辈,都曾是农民;同农业并不生疏,或许我们自己,或许父辈乃至祖辈,都从事过农业;与农村并不遥远,或许我们自己,或许父辈乃至祖辈,都来自农村。追根溯源,我们与农民血脉相通,我们与农业血肉相连,我们与农村血缘相亲。农业是我们的生存基础,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农村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农业艰苦劳累,但干农业充实快乐;农民憨厚率直,但交朋友实在真诚;农村条件艰苦,但田园生活回味无穷。支持“三农”事业,不正是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义务吗?从事农业农村工作,不正是我们与“三农”的深深情缘吗?!

　　一米一粟寄深情,源头活水根在农

　　在我的“三农”人生中,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极度短缺的特殊灾难,目睹过“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的被动局面,参与过推行大包干、粮食大丰收的激情岁月,面临过农产品“多了少、少了多”的尴尬状态,也见证过粮食生产“十连增”、农民增收“十连快”的黄金时期。这些经历,丰富和加深了我对农业和农民的切身感知。我深知农业的重要和农民的情操,也深知农业的艰苦和农民的艰辛;我了解农民的希望和期盼,也了解农民的诉求和不易。我记得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的生产经营受到严格限制,规定只能种什么、只能养几只鸡,否则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有些地方甚至不许农民耕种自留地和养护自留山,对农家的婚丧嫁娶也有种种限制。实际上,农业的事情既繁多复杂,又简单明了;农民的诉求既多种多样,又万变不离其宗,主要是要求生产经营自主权和管理民主权。有些农业问题和农民诉求的解决,有时候说起来殊为不易,做起来又很简单。归根结底,就是要用政策和制度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农业政策、农村制度与农业农村农民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

　　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历史罕见的连续十年增产,棉油糖、果菜茶、肉蛋奶、水产品生产全面发展;农民收入连续十年以较快速度提高,连续四年超过了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这样的佳绩来之不易,饱含着农民的奋力、政策的动力、科技的推力、部门的合力和老天的助力。正因为有了增产增收的丰硕成果,城乡居民的饭碗才端得更实更稳,扩大内需才有了扎实基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才更有底气,应对各种天灾人祸才更有力量。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农耕文化中,脍炙人口的“湖广熟,天下足”、“中原丰,粮仓盈”、“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东北大粮仓,囤满喜洋洋”,耳熟能详,世代相传,表达了人们对吃饱肚子和粮食安全的关切和关注,体现了中华民族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的理性和理念,至今仍具深刻启迪。

　　2011年12月26日,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国务院召开全国粮食生产表彰大会,授予产粮大县的奖杯,很好地表达了粮食和农业的重要意义和特殊地位。精心设计的奖杯以古代炊具“釜”为主体造型,以代表丰收的金黄色为主色调,表达粮食丰收托起国人饭碗的深刻意蕴;三根立柱代表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也象征着政策、科技、设施装备等现代农业的三大支柱;底座两层八个立面绘有从古代农耕到现代农作的标志性图案,标识着农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演进趋势;整个底座以“四平八稳”寓意农业基础牢固,以“四面八方”昭示各方协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农业农村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期,再次印证了政策是农业的生命线。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顺势而为推进政策创新,坚持不懈推进制度创新,扎实有力推进工作创新,确立了科学的“三农”工作指导思想,构建了系统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形成了明晰的统筹城乡发展制度框架,建立了高效的农业农村发展推进机制。我们全面取消“农业四税”,结束了2600多年农民按地亩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实行“农业四补贴”,开创了政府直接补贴农民的先河;彻底放开粮食购销,迈出了农业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一步;出台粮食最低收购价、重要农产品临时收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措施,构建了农业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取消粮食风险基金地方配套、中西部地区公益性建设项目县及县以下资金配套,实行主产区财政奖补,建立了促进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的激励机制;实施林业、草原等生态效益补偿,探索了生态建设保护机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上山下乡、进村入户,义务教育“两免一补”率先在农村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基本药物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面建立;实现了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扩大农民在县乡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城乡居民的平等权利进一步体现。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确立,归根结底是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大势,符合了农民的期盼,满足了农民的意愿。农民和基层的创造和需求,是我们制定农业农村政策的基础和智慧源泉。离开这些,农业农村政策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基层蕴藏着解决“三农”问题的真知灼见。在长期的农村工作实践中,我深深地折服于农村基层干部的能力和水平,他们有着处理问题的丰富经验和办法,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传达上级繁复的精神和要求,能用最简单的办法解决基层复杂的问题和矛盾,能用最炽热的情感化解农村冰冷的隔阂和纠纷。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在长时期艰苦的磨砺中,对农村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切身的感受、思考和比较,所以才有结合实际的创新、创造和创举。有些在办公室里想不出、想不通的问题,有些在多次会议上难以解决、议而不决的问题,到基层看一看、问一问、听一听,就豁然开朗了。有时我们苦思无策的事情,基层已有创新;有些我们困惑已久的问题,基层早有答案;而有时我们担心出现的情况,基层却并未发生。正因为如此,农业农村工作不少全国性会议选择在市县开,而且经常开现场会,就是为了汲取群众智慧、总结基层经验,藉以典型示范带动。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下发了10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一号红头文件承载着让13亿多中国人吃饱穿暖的“一号”使命,蕴涵着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三农”的“一号”深情,寄托着农民对幸福生活的“一号”向往。但一号文件之源在农民的创造,一号文件之根在基层的探索,一号文件之本在农民的福祉。中央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顶层设计,绝不是凭空臆想的。只有从时代深处体察农村的脉动,从田间地头了解农业的态势,从神经末梢感知农民的希求,才能使我们的决策有大地的厚度、胸怀的广度、心灵的温度和普惠的力度。

　　基层萌动着推进农村改革的燎原之火。农民是农村改革的主力军,农村重大的改革举措往往来自农村基层的先创先试。发端于安徽的减免农业税费的探索,就为全国改革农村税费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创造大包干经验的安徽农民,又以“吃螃蟹”的精神闯出了一条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税费负担的路子。我在安徽、江苏农村调研,曾被农民对减免农业税的强烈渴望深深打动。许多农民说,以往我们依法缴纳农业税是应该做的,但现在社会进步了、国家实力增强了,我们要求减免农业税是合情合理的,也是为了让农业农村更好地发展。面对农民的呼声,省里几次开会研究和讨论,形成了一个共识:农村改革就是要改掉那些不合时宜的、歧视农民的、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陈规。于是,继安徽省之后,江苏省做出了在全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决定,向全省农民发出公开信。应该说,我国农业税费改革的试点和探索在安徽,推进和推广在江苏。2006年1月1日,国家正式废除了征收农业税的法律规定,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缴纳农业税的历史。河北灵寿县青廉村一位农民亲手铸造了一尊“告别田赋鼎”。这尊巨鼎刻着铭文:“我是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万代歌颂永世不忘。”这些年来,我们尊重农民和地方的首创精神,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注重实施中的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和循序渐进。我们坚持稳定而不折腾,明确提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坚持完善而不跑偏,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社会化服务;坚持创新而不停滞,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将基本经营制度拓展到林地和草原。还是基于农民的呼声和探索,短短几年时间我们建起了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网。实践一再证明,改革的真正动力,始终植根于基层和民众之中。

　　基层蓄积着破除城乡藩篱的巨大能量。由于历史的原因、制度的因素,我国城乡之间长期被分治分隔。改革开放后,农民冒着风险就地兴办乡镇企业,开辟了我国工业化的第二战场。进入新世纪以来,大量农民以巨大的勇气走入城市,数以亿计的人口大流动大迁徙,改变着中国,影响着世界。然而,这是一条既充满希望而又布满荆棘、坎坷不平的道路。2003年5月,我到江西农村考察非典疫情,到都昌县华山村看望因疫情从广东返乡的农民工。我们谈了许久许多,从进城务工谈到转变务农身份,从农民工子女入学谈到农民工社会保障,从企业务工谈到融入城市社会,从承包地耕种谈到家庭老人赡养……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启示。农民工的前面是工人,农民工的后面是农民,当一种制度设计使农民工不论是前进还是后退都能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时,这个制度就是文明的、进步的、科学的。这些年来,在对待农民工的问题上,我们在理念和制度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实现了从多方限制到善待服务、从制度性分隔到制度性接纳的转变。国家出台了保护农民工权益的一系列政策,农民工工资支付、医疗保险、子女就学等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现在,统筹城乡的理念和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但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基层涌流着农业科技进步的不竭源泉。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步,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和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的奉献精神和品格令人钦佩不已。同样毕业于高等院校,农技推广人员一到农业和农村工作,工资和待遇就比人家低,工作环境就比人家差。因此,基层农业科技人才流失的现象一直较为严重,据有关方面统计,涉农高校毕业生到县乡基层就业比例不到20%。选择了农业和农村的科技人员,他们放弃了进城和其他行业的优越条件,把汗水洒在田间,把论文写在大地,把成果送给千家万户。他们挚爱农业科技事业,耕耘在钟情的沃土,“让乡亲能吃上饱饭”和让农民富足的理念支撑了一个个科技成果的转化,以滴滴汗水铸就人生的价值。一次我实地考察农业科技工作,一位乡镇干部说,基层农技推广人员“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烧炭的,一问原来是乡镇农技站的”。他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和随行人员。我还去过最基层的气象台站看望气象科技工作者,他们为防灾减灾和农业丰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不少台站设在深山老林,设在台风一线,不仅工作条件艰苦,而且待遇很低。农业科技人员的人生选择激励着我们,他们的呼喊诉求启迪着我们。2012年中央1号文件对农业科技体制创新作出了全面部署,出台了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项目基本覆盖农业县、农技推广机构条件建设项目覆盖全部乡镇和实现在岗人员工资收入与基层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收入平均水平相衔接等“一衔接两覆盖”的高含金量举措,努力改善基层农技人员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经过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艰苦气象台站的补贴问题也得到了较好地解决。从农民群众、农村基层干部和基层农技人员身上,我们可以悟出一个道理:离实践最近的人,往往是最聪明的人;接地气最多的人,往往也是最管用的人。

　　一枝一叶总关情,最美祝福献三农

　　我的经历赋予了我一生都不容改变的身份——“三农”人。无论是在地方还是中央工作,农村都让我魂牵梦绕。我喜爱农村的一草一木,眷恋农村的山山水水,思念农村的事事人人。

　　我到过很多迷人的村庄。村庄是地图上最小的单元,一提起村庄,不少人会以为是那样的狭小、简单及冷清。然而,我对祖国大地上星罗棋布的村庄却有着深深的眷恋和别样的情怀。她们是那样的博大和丰盈,那样的无际和绵长。在我看来,村庄承载着最神圣的产品产业,生长着最宝贵的生命食粮,积淀着最珍贵的农耕文化,延续着最绚丽的人类文明。她们虽然没有大都市的繁华与喧嚣,但充满活力、灵性与宁静。每个村庄,都有丰饶的物产,都有难忘的故事,都有动人的传说,都是一幅引人入胜的迷人画卷。我们要从更广阔的视野观察当今的农村,透过村落里那低矮的土墙和简陋的屋宇,瞭望和关注村庄怀抱里的山水草木,铭记和感谢村庄里那些淳朴善良的人们,体味和感知村庄里的那些看似寻常却又不平凡的人和事。每念及此,我都会为新农村建设给农民带来的现代生活而欢欣,也为乡村文明和田园风光在一些地方的消失而忧虑。

　　水是农村的生命血脉。我在多年的农业农村工作中总是关注水的问题。我国各地情况差别很大,往往是“东边日出西边雨”,这里洪涝灾害严重发生,那里却久旱无雨禾苗枯萎。2004年,我来到宁夏西海固的一个回族村。乡亲们用淳朴的话语和渴望的眼神告诉我,这里年降雨量只有200多毫米,而蒸发量却是降雨量的七、八倍,种田靠天吃饭,人畜饮水靠地下水窖人工集雨储一点,再到十几里外的地方挑一点,常常是上顿不接下顿,水窖的水质变差了也舍不得扔掉。几天的“苦瘠”之行,成为我农村调研中最难忘的一次“苦旅”。我亲耳听到了农民对水的渴望,亲身体味了农民缺水的苦痛,亲眼看到了农民求水的付出。我更深切地感受到,我国西部一些农村生活之“苦”苦在“缺水”,生产之“苦”苦在“少水”,生态之“苦”苦在“无水”,发展之“苦”苦在“短水”。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水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命脉。2011年中央专门出台以推进水利改革发展为主题的一号文件,水利发展步伐加快,水利建设投入加大,水利体制改革加速,水利管理力度加强,3亿多农民喝上了放心水,3万多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后转危为安,3000多条中小河流得到综合治理,一大批老化失修的大中型灌区更新改造后焕发了青春,一些“五小”水利工程在广阔的田野开展实施,一渠渠清水贯通“最后一公里”流进农田。放眼未来,水必将成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资源争夺焦点,水利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事业。

　　山林是农村的财富宝库。我国有27亿亩集体林地,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2006年,我到江西、福建等地山区考察林业生产。那里集体山林资源丰富,但由于权责利不明确,林农长期守着金山银山却没钱花。一心谋发展、不甘受贫穷的农民大胆探索实践,将林地经营权长期承包到户,将林木所有权完全归属农户,实行“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拉开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序幕。山定权,给集体山林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归宿;树定根,给林木找到了一个明确的主人;人定心,给农民作出了一个不变的承诺。中央及时总结基层的创造和探索,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全面推向全国,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我们还在湖南、广西等地召开现场会,以典型引领,鼓励林农利用承包的林地,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增加收入。实践证明,用制度管林、用制度建林、用制度兴林,是建设中国特色林业的关键所在。山林是宝贵的经济资源,是广大林农致富的源泉;山林是良好的生态环境,维护着生态的和谐与平衡;山林是悠久的文化财富,传承着古老厚重的山林文化。一定意义上讲,善待山林就是善待人类,发展林业就是在延续人类生态文明。

　　草原是各族牧民的家园和国家的生态屏障。我国有60亿亩草原,从青藏高原到天山南北,从呼伦贝尔到塞上河套,广袤的草原孕育出绚丽多彩的草原文化,演变着壮丽久远的民族故事,涵养着天赐珍贵的水土资源。由于气候变化、超载过牧,不少草原牧区生态出现恶化、发展严重滞后。勤劳的牧民为保护好草原、守护好家园,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曾到毛乌素沙漠腹地看望一对防沙治沙的老夫妇。这对老夫妇从1982年开始治沙,一晃就是三十年。在漫漫黄沙中植树、种草,渴了喝咸水,饿了啃干粮,困了睡土房。他们硬是把那块沙丘治理好了,再现牧草青青、杨柳依依、雨水丰盈的绿洲。相对辽阔无垠的原野,他们的身影是渺小的;置身草原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他们的生命也是短暂的。但正是他们的艰苦努力和不懈付出,给这片古老的沙地带来幸运和吉祥。他们是平凡人,却干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是平常心,却展现出了不平常的心灵;他们的脸庞饱经风霜,却洋溢着灿烂笑容;他们的话语朴实无华,却道出了天籁之音。

　　我去过全国大部分贫困地区。那里既有让人赏心悦目的自然风光和文物古迹,又有让人揪心伤感的恶劣环境和生存状况。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是党和政府最为牵挂的事情。经过多年努力,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结束了中华民族几千年饱受饥寒的历史。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平均数代表不了大多数,大多数低于平均数,整体的增长抹不平个体的差异。“李村有个李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家家都是李百万”。这并非个别现象。按2300元的新标准,2010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1.28亿,占农村人口的13.4%。为使他们享受社会公平和生活尊严,2011年中央制定了新的农村扶贫开发“十年纲要”,明确了“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这样一个“两不愁、三保障”的奋斗目标,实行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相结合,确定把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11个片区规划逐个启动实施,每个片区都有一个国家政府部门作为“片长”牵头推进,标志着扶贫思路和工作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扶贫重点和攻坚方向进一步明确。应该看到,有很多地方,贫困并不是他们自身的原因,多是环境灾害和疾病所致,谁生活在那个地方谁都可能难逃贫困。那里的干部和群众顽强地生产生活,有许许多多感人的事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对那个地方不离不弃,实际上是替国家守土出力,本身就是一种无私的坚守,就是一种顽强的担当,就是一种无悔的付出。要多给贫困地区一些关爱和扶持,让他们同发达地区共同走上发展致富的道路。

　　关于“三农”问题,中央站在政治高度,立足国家发展大局,有过很多精辟深刻、醒人耳目的论断,而我们往往缺乏真正的理解和重视。现在的中国农村,远不是处处富足、人人无忧;今日的中国农业,绝非离现代化一步之遥;当今的中国农民,也并未享有与城市居民完全同等的权益。农民群众在革命时期牺牲很大,建设时期奉献很大,改革开放以来贡献很大,但现在很多地方生产生活条件依然很差,日子还不富裕,相当多的人还处在贫困之中。这些年来,尽管农民增收实现了“十连快”,但仍低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尽管近4年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有所缩小,但收入之比仍超过3﹕1,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收入差距仍处于历史高位。而且城乡居民收入的统计口径还不相同,城镇居民是可支配收入,农民是纯收入,如果都按可支配收入同一口径统计,城乡差别还要大。更让人心酸痛楚的是,农民作为当今社会的弱势群体,往往缺乏表达自己诉求的途径和方式,外界常常以同情、怜悯的眼光看待他们,以施舍、恩赐的态度对待他们,而没有真正理解他们的内心,也无法理解万世根本的农业问题。我们应给予“三农”更多的关注和关心,对农民群众抱有感恩之心,带着谦恭之诚,满怀关爱之情,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真心实意帮他们解忧,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过去10年每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正值元旦春节“两节”前夕。“三农”工作之重、之难、之繁、之苦,是有目共睹的。在总结和盘点“三农”工作成绩的时候,我们对辛劳一年的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以什么形式表达感激之情呢?每年在筹备中央农村工作会时,我都会认真思考这件似小又不小的事情,发自内心地撰写吉语祝辞。在每次会议结束讲话时,我都要用一个字来概括主题,表达情感,向他们致以深深的祝福。10年我分别用了吉、祥、安、顺、乐、通、舒、畅、和、福等10个字。在这篇文章即将结束的时候,作为一个曾经的“三农”工作者,作为一个永远的“三农”人,我衷心祝愿“三农”事业福泽民生、福德康宁、福和共生、福润九州、福兴中华,五福齐至;祝愿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福至心灵、福寿延年、福禄满堂、福乐常在、福顺吉祥,五福临门!(回良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