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6年只有32头奶牛和170只奶羊的幸福乳业合作社，发展到品牌价值近150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三鹿用了整整50年时间。
然而，从一个年销售收入亿元的企业走向破产，三鹿却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
其实，从2008年5月17日三鹿高层接到产品出了问题的报告算起，到9月12日三鹿被封，这100多天才是三鹿真正的生死抉择期。
“中国搞市场经济的时间短，企业生存、发展环境复杂多变，决策稍有不慎，就可能影响企业的发展，甚至生存。”2006年，三鹿集团成立50周年之际，企业的长期掌舵者、董事长田文华如是说。没想到两年后，企业竟然真的遭遇生与死的挑战。
更让她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她及相关部门的决策失误，竟让她苦心孤诣经营了整整40年的乳业王国如泥腿巨人般轰然倒地。
三鹿，究竟“鹿”死谁手？
2008年的最后一天，田文华和三鹿集团原副总经理王玉良、杭志奇，原奶事业部部长吴聚生一起站在了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前，经历了长达14个小时的庭审(详见《中国青年报》1月1日《“三鹿事件”真相大曝光》等)。
再次回顾这次庭审，记者却发现，被告人的陈述、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和出具的证人证言，以及辩护方的辩护意见，勾画出了三鹿集团由出现问题到走向崩塌的全过程。其代价之沉重，其教训之惨痛，令中国企业界乃至政府部门反思。
6个质检部门未检测出“三聚氰胺”
法庭上，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7年12月以来，三鹿集团陆续收到消费者投诉，反映有部分婴幼儿食用该集团生产的婴幼儿系列奶粉后尿液中出现红色沉淀物等症状。
三鹿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刘承德2008年9月21日在接受公安机关的调查时称，早在2008年年初开会时，就曾听到王玉良说，接到投诉，说有小孩喝了我们的奶粉出现尿红、结石等现象，当时还开会决定看原料是否出了问题，或者案发地是不是结石高发地，并要求对发病人员详细跟进，掌握情况。
但直到2008年5月17日，三鹿集团客户服务部才书面向田文华、王玉良等集团领导班子成员通报了此类投诉的有关情况。随后，田文华组织成立了问题奶粉处理小组，她自己担任组长，并在5月20日成立了由被告人王玉良负责的技术攻关小组。同时还成立了奶源管理小组，由杭志奇担任组长，负责生产过程管理和奶源质量问题。一向重视公关工作的三鹿在此期间还成立了市场信息处理小组，由副总蔡树维和张振岭负责，针对消费者的投诉开展应对工作。
技术攻关小组在6月份初步发现了问题。田文华说：“我记得是在6月，领导小组开会听取汇报时，王玉良进行了汇报，他说，咱们的奶粉与国内外其他的奶粉相比，‘非乳蛋白态氮’含量高，但根据国家标准来看，这个方面并没有相关标准。”
田文华说，在技术小组查出问题后，她指示技术组要查“非乳蛋白态氮”高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同时还建议技术小组组织专家进行研究，看小孩出现肾结石、尿结石是否真的是因为喝三鹿奶粉引起的。
2008年6月，三鹿又派人直接与出现婴幼儿结石病患的医院联系，试图找出原因。
与此同时，三鹿集团还与消费者共同委托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测所、长沙市食品质量监督检查中心、徐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进行抽查。三鹿集团则自行委托了国家乳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国家环保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和农业部乳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对市场相应的产品进行了送检。
但田文华说，非常可惜的是，不论是在事故发生地进行检测，还是国家权威部门进行检测，这些送检的产品，不仅未能检测出已被“三聚氰胺”污染的情况，而且检测的结果都被认定为合格产品。
然而，大量的案例显示，这些婴幼儿出现问题，与三鹿的产品直接相关。法庭上，公诉机关出具的一份三鹿原副总经理张振岭(现董事长)的证言也显示，此时他们“尽管不知道出了怎样的问题，但知道肯定出了问题”。
通过投放广告控制媒体曝光
公诉方称，三鹿集团在2008年7月召开了多次会议，其中的7月17日会议和18日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可以证实，企业高层当时已经意识到是奶粉出了问题。
公诉方提供的证言显示，三鹿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刘承德曾谈及7月17日会议的情况。“我们在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参加人员有田文华等人，会议通报了兰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发生了十几例婴儿患肾结石的情况，说大部分都食用过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江西、湖南、湖北、河北等地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田文华也说：“在2008年6月，我们就把2007年12月之前生产的产品全部收回来了，因为发现出现问题的产品是2007年10月份的产品。”
然而，即使意识到是自己的产品出了问题，三鹿集团首先想到的却不是及时上报，而是考虑怎么应付舆论的压力。
因此，在这次会议上企业高管们作出的一个决策：封锁媒体。为此，三鹿集团安排了副总经理张振岭和蔡树维来负责这方面事务。其中，张振岭负责处理媒体事务，蔡树维负责处理消费者事务。
两人在此方面早有经验，2004年阜阳毒奶粉事件中，三鹿品牌就曾被列入媒体公布的不合格奶粉和伪劣奶粉的黑名单中，当时负责灭火的正是张振岭和蔡树维，他们成功地让三鹿避过了声誉之灾，并成就一个企业危机公关的著名案例。
这次也不例外。公诉方出具的证言显示，张振岭承认：“在7月的一次会上，田文华让我负责做面对媒体的工作，当时已经有传言食用三鹿奶粉后出现问题，不断有记者要采访我，我们怕问题曝光，所以田文华让我负责(这方面)工作。”
张振岭说：“当时主要是湖北、湖南地区(反映问题较多)……通过给媒体广告费用，让他们不报道，封锁消息，控制媒体。(我们)做消费者工作，防止消费者向媒体反映问题和情况，怕媒体曝光后影响公司利益。”
公诉机关出具的另一份证言也显示，三鹿奶粉事业部经理付新杰说，在2008年7月他参加的一次经营班子会上，会议要求，要为消费者换货、退货，让消费者情绪稳定，“不要让媒体知道消费者投诉三鹿奶粉情况，不能影响公司的利益”。
（责任编辑：王思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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