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大力提倡“投资于人”、“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完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的大背景下，我国0-3岁儿童早期发展进入从“托位建设”向“服务质量”转型的关键期。
如何适应新的时代变化为0-3岁儿童早期发展提供更好服务？如何形成政府、市场、公益组织等不同群体的最大合力？如何补齐城乡服务质量差距的短板？在近日举行的“共创共建：破局0-3岁儿童早期发展服务触达最后一公里”媒体交流会上，来自政府部门、学术机构、服务机构、媒体的代表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该活动由“照亮0-3-中国儿童早期发展共建项目”主办。
抓住人生最早一千天机遇
在经济学中，人口是影响经济发展质效、决定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变量。总体来看，我国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0-3岁儿童早期发展已成为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
面对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国家政策也在及时调整。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宋文珍分析指出，近些年我国关于早期儿童发展的政策出台步伐在加快，把早期儿童发展放在更优先的位置上。“十五五”规划纲要相比“十四五”呈现出三大转向：从单纯强调“托位增量”转向“扩容提质”，从优化生育政策转向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从单纯强调婴幼儿照护服务转向儿童早期发展服务。
“‘十四五’侧重托位建设等硬件补齐，‘十五五’则全面转向服务质量、照护专业性及家庭养育指导的软实力提升，回归儿童发展的本质需求。”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照亮0-3-中国儿童早期发展共建项目”总干事秦伟说。
“从实践角度看，在0至3岁这人生最早的一千天，投入越早，对一个人人生的改变就越有价值和意义，对于乡村儿童尤其如此。”秦伟的这一论断并非臆想，而是有科学依据支撑。经济学博士、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博士后研究员王博雅团队历时8年追踪研究发现，早期干预对农村儿童具有长期积极影响——在3岁以前接受过6个月早期干预的儿童在11岁时，其认知能力仍显著优于未干预组，且家长更倾向于为孩子投入更多教育资源和时间。
相较于城市儿童，乡村儿童的成长资源相对匮乏，如何跨越城乡发展的鸿沟，将优质的早期发展服务送到乡村儿童身边，是实现教育普惠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破解这一难题，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盖茨基金会、公益慈善研究院、励基金、心和公益基金会、叶氏家族慈善基金、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9家机构联合发起“照亮0-3-中国儿童早期发展共建项目”，聚焦低资源地区儿童早期发展服务落地，在政策研究、项目创新、公众教育三大领域协同发力。
秦伟介绍说，项目目前已在江西石城、婺源和北京平谷三地试点，建成了3个示范中心、60个服务站点，培育66名养育师，预期惠及4500个家庭。项目探索出“三个一”模式：培育一支本土化专业队伍，建立“县级示范中心辐射村镇站点”的服务阵地，构建以卫健委为核心的多部门联动机制，还提炼出“好服务”的可及性、专业性、普惠性、可持续性四大标准，未来计划推出“育儿36计”短视频等公众教育产品，致力于从“输血式”公益向“造血式”可持续服务转型。
创新探索优化服务路径
课时定价不到市场平均价的三成，在全国落地100个以上的社区，累计向社区捐赠超过300万元……童萌亲子园的发展，源自创始人毛磊自己育娃的痛点：自己和爱人都要上班，老人带孩子却无处可去。
他由此观察到，0-3岁家庭亲子需求覆盖率超过80%，而托位数供给仅约25%，普通收入家庭面临“离家远、价格贵”的困境。这也让一直从事公益事业的他萌生了创业的想法。通过把社区闲置空间变成家门口的普惠早教中心、招募全职妈妈当“合伙人”，充分将闲置资源调动起来，形成社区、机构、家长、儿童的多方共赢。
如果说毛磊解答的是城市中“家门口的便利”，陕西定边宇君社区文化服务中心负责人田红艳回应的则是乡村中“有没有人”的困境。在陕北的乡村，没有豪华的场地，没有充裕的资金，甚至专业的育儿指导员都要自己培养。但田红艳团队用“土办法”走通了这条路。
2009年，经历了一场意外车祸却不服输不认命的田红艳，成立了定边县首家由农村妇女创办的社会组织——宇君社区文化服务中心，试图让更多农村妇女在面对焦虑、不幸和困难时能得到帮助。之后她逐渐意识到，儿童是影响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于是她将重心放在这方面。2022年，她从零起步，通过宣传动员、送教上门、开设“妈妈支持课堂”等方式，逐步破解家长“觉得无用”和妈妈们“出不来”的难题。目前已服务350余户0-3岁婴幼儿家庭，落地130余场活动，家长满意度达95%，并培养了103名在地志愿者。
越来越多像毛磊、田红艳这样的社会人士参与到早期儿童发展的事业中来。他们扎根在社区、乡村的最前线，用灵活、接地气的方式补上了公共服务覆盖不到的缺口。不过，田红艳也直言，当前仍然面临社会重视程度不够、人力资源的匮乏等挑战，这条道路依然漫长。
仍需形成多元合力
关于政府、市场、公益三方的角色边界，与会代表们普遍认为。政府、市场和公益三方应当各展所长、协同互补，方能形成合力。
宋文珍建议，下一步应构建中国特色早期儿童发展政策保障体系，建立多部门协同机制，推动普惠资源下沉，同时强化以家庭为主、机构为辅的服务导向，注重微观服务质量，让每个孩子都能被“看见”和尊重。
“在早期儿童发展方面，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市场是标准化和规模化服务和产品主要的提供者。对公益组织来说，在不同阶段会发挥不同作用，比如模式探索阶段，公益可以先行先试；而一旦体系相对成熟，公益更多会扮演补位的角色。”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徐晓新说。
“婴幼儿的养育是一体两面的共同体，把育融入日常的照护之中，才是对婴儿最好的养育方式。”北京市平谷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朱衍力结合平谷区的实践说，“未来政府部门一方面要当好需求统筹的规划员，此外还要当好政策环境和平台的搭建者，做医育结合的建设者。”
王博雅表示，针对规模化难题，她的团队探索了两种路径：一是“一对五”小组式服务，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有效改善养育行为；二是“数字化支持”模式，通过App与养育师、儿保医生等一线人员协同，支持家长线上学习科学育儿活动。她特别强调，数字化工具有助于降低服务成本、扩大服务覆盖，但其有效使用仍离不开一线养育师的引导和协同，无法完全替代有经验的养育师。
(责任编辑：佟明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