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2026年绿色增长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对于参加本届峰会的欧洲各国气候与环境部长、企业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而言，俄乌冲突爆发带来的能源危机之痛记忆犹新，4年后的今天，能源安全再次成为欧洲的“阿喀琉斯之踵”，凸显出欧洲能源绿色转型步伐缓慢、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的困局。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全球能源供应中断的影响正在世界各地显现。如果继续被动依赖化石燃料进口，欧洲将不断在一场又一场危机之间摇摆，而家庭部门和工业部门最终都将为此付出代价。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迅速调整能源进口策略，尤其将中东和海湾地区国家视为替代俄罗斯能源的关键伙伴。在整体机制设计上，欧盟启动“REPowerEU”计划，强调能源供应多元化，包括增加从非俄罗斯供应方进口液化天然气及管道天然气。中东地区作为全球重要的能源供应地，成为欧盟寻求合作的重要伙伴。在国别具体安排方面，德国、意大利等国领导人多次访问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寻求增加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俄乌冲突前，俄罗斯是欧洲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占据欧洲天然气进口量的30%以上。冲突爆发后，随着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迅速下降，中东和海湾地区国家在欧洲能源供应中的权重显著上升。2021年，欧盟自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合会”）国家进口化石燃料价值为251亿欧元，2022年飙升至655亿欧元，2023年仍保持在584亿欧元高位，而到2024年，化石燃料已占欧盟自海合会国家进口总额的75%以上。
然而，欧洲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自身能源安全过度依赖进口化石燃料这一关键问题，用中东和海湾地区国家取代俄罗斯作为其化石燃料主要进口来源，无非是将自身能源安全的支点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而在当今全球地缘局势高度紧张的不确定环境下，欧洲能源安全的任何一个海外支点都可能成为新的风险之源。不论是靠俄罗斯还是靠海湾地区国家，只要欧洲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不减，也就无法摆脱自身能源安全深陷地缘风险漩涡的战略困境。
同时，能源绿色转型难以规模化减少欧盟对化石燃料依赖。近年来，欧洲加速推进能源绿色转型，在法律搭建、技术创新等方面均有不俗表现。尤其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迫切希望加快能源自主，进一步按下绿色清洁能源发展的加速键。欧盟计划，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提升至45%。然而，欧洲在描绘能源绿色转型宏伟蓝图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现实约束，使其难以真正发挥减少化石燃料对外依赖的战略作用。
国别政策上，欧洲不同国家间存在目标冲突和执行偏差，导致无法形成合力。欧洲各国在核能、碳定价、国家援助等领域利益诉求差异大，例如法国力推核电为“绿色能源”，而德国、奥地利坚持弃核，德国还撤销2035年实现100%绿电目标，重启燃煤电厂。各国在政策立场上的差异性，严重影响政策的统一执行，制约了欧洲在能源绿色转型上的集体进步。技术发展上，关键技术瓶颈尚未解决，绿色能源相较于传统能源仍面临成本劣势。其中，风电和光伏受天气影响大，2022年夏季欧洲干旱导致水电产量骤减40%，意大利被迫转向天然气发电；氢能生产、运输和存储成本高，距离大规模商业应用尚需时日；另外，欧洲现有电网难以支撑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接入，发电与输电能力不匹配问题限制了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大规模部署和并网投产。产业布局上，欧盟在光伏、风电、电池等绿色产业领域面临中、美等国激烈竞争。中国光伏产品占全球产能80%以上，电池中间产品占全球产能超75%，而欧盟光伏制造业企业不足9家，产业优势逐年走低。面对竞争颓势，欧盟试图通过“去风险化”政策减少对单一国家依赖，但保护主义措施极易引发贸易摩擦并进一步削弱欧洲产业竞争力。欧洲推动能源绿色转型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法律规范多、实用部署少的特点。本就后劲不足的绿色转型，在可预见的未来，难堪加强欧洲能源自主的大任。
恰如斯蒂尔所言：“阳光不依赖狭窄而脆弱的航运海峡，风力也无需由纳税人巨额资助的海军护航，发展可再生能源可以帮助各国在全球动荡中增强抵御能力，并绕开‘强权即真理’的地缘政治博弈。”以绿色转型谋求独立自主，对于当前深陷新一轮能源危机的欧洲而言，仍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作者：梁 桐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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