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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日第四单元文字实录

2016年03月20日 20:41   来源:中国经济网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新五年规划时期的中国”  

第四单元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构筑风险防范体系

  周小川: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下午好!

  很荣幸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跟大家进行交流,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金融改革。刚刚结束的中国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十三五规划”,我想借此机会跟大家简要讨论下“十三五规划”有关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容。

  “十三五规划”第十六章专门讲金融体制改革,总的提法是“完善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机制,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支持经济转型的能力,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第十六章共有三节和一个专栏:第一节是“丰富金融机构体系”;第二节是“健全金融市场体系”;第三节是“改革金融监管框架”。我就其中的几项内容跟大家讨论一下。

  第一,丰富金融机构体系。中国金融机构数量和种类还比较少,不能满足为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需要,所以要丰富金融机构体系。这一节一个突出的提法是要健全以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大家知道,中国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合作金融都有所发展,此次强调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也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需要。

  首先,过去常规的概念就是金融要么是商业性,要么是公益性,采用类似二进制的提法,非零即一。但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很多商业性机构都经历了自身资产负债表调整的过程,所以充分发挥作用就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时,如果说公益性融资一般过去都是应该财政花钱,但各国财政情况也不一样,有的财政空间也不大,所以国际上就对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再次关注。中国正好有三家这样的机构,一个是国家开发银行,一个是中国进出口银行,一个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这三家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加在一起大概是15万亿人民币左右,其中绝大多数资产是商业可持续性的资产,所以在“零”和“一”之间有一些业务,这些业务过去大家不太在意,但是在危机期间大家觉得需要给予一定的关注。也就是说,低于商业性回报,但又不完全是公益性,这部分业务的发展可以不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但同时又能弥补一些在“零”和“一”之间的融资空间。

  对于中国来讲,也有一些特殊含义,就是中国经济从过去集中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在转轨过程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价格体制等)造成一部分业务的商业性融资做不了,政府融资力量也不够。因此,中国在“十三五”规划中仍旧把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进行描述。

  另外,在这一节里还提到了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发展普惠金融和多业态中小微金融组织,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做好这些事也有几个认识问题需要讨论来逐渐达成共识。

  第一,在中国,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的现象还比较多,和国际相比可能还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有质疑,就是说如果扩大金融机构的数量和进一步放宽准入,会不会出现更多的混乱?

  第二,中国金融服务的总水平如何?是供给十分充足不需要再设立更多的机构?还是金融服务总体不足,导致一些非法、钻空子性质的欺诈金融活动反而有很多的市场和机会。所以这个问题也需要通过讨论来明确。从“十三五规划”看,我觉得中国作为这么大的经济体,虽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数量不少,但因为国家很大,基层金融服务总量上来讲还是不足。

  第三,中国政府历来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观点也有不同,有人认为金融发展了,就会把资源占走,反而忽略了实体经济。有人认为,金融界创造的市场和一些产品自己炒来炒去,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所以对发展金融服务业持有比较负面的看法。我认为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可以分三类:即金融业和实体经济之间可以是双赢局面,也可以是零和博弈,也可以是双输局面。对于中国来讲应该做到什么样,至少可以有一个初步的结论,就是如果金融业不能够更好地发展,提高更普遍的金融服务,同时提供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那么实体经济就会受到限制。

  我们对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强调地比较多,说法也多种多样,要把“十三五规划”中有关金融改革的内容落实好,就需要进一步理清这方面的认识。

  “十三五规划”第十六章第二节内容是“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其中最突出和最开始提到的都是如何健康发展资本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同时也有很多工作要做。除了有很多资本市场服务的市场需求、资本市场融资的需求以及改善公司治理的需求以外,在中国也有一个稍微特殊的考虑,就是中国经济的整体杠杆率偏高,也就是大家常讨论的总的借贷等债务和GDP的比重,特别是企业部门借贷等债务占GDP的比重偏高。“十三五规划”也希望通过发展资本市场,使更多的资金进行股权投资,减少企业对借贷杠杆的依赖,这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如何看待中国企业部门或者公司部门的高杠杆率?我想说三点:

  第一,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一般国家在GDP的20%—30%左右,中国去年的总储蓄率还是46%点多,其中居民部门在35%以上。储蓄率高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储蓄的钱多,通过银行和买债券渠道的债务融资就会高一些,所以如果说中国企业债务率高于其他一些国家,从这个角度看也不奇怪。当然也不能高的太多,否则也是有问题的。

  第二,中国的股本市场发育比较晚,股票市场在90年代初才开始出现,市场发展的时间还短,所以资本市场总融资比例比较低,民间的股本融资也相对薄弱。

  第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比较快,但总的民间积累、民间财富还比较少,所以民间财富变为股本的机会也相对比较少。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导致借贷比例比较高,就容易产生一些宏观上的风险,这方面我们也是和国际上很多朋友们一样给予高度重视。解决的方法也有很多种,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加快发展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股本融资能够使国民储蓄中更大比例资金进行股本融资,也就降低了债务占GDP的比重,也降低了债务股本的比例。

  在健全金融市场体系这一节中还谈到了很多其他内容,包括债券市场的发展、健全利率、汇率的市场决定机制。大家都比较关心利率、汇率机制的改革,我们前一段时间在G20的场合下也讨论了汇率机制。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在去年年底之前应该说基本上完成了,利率管制,不管是贷款还是存款都已经取消,金融机构都有了利率的自主定价权。当然,利率改革后续还有很多任务,比如说中央银行对利率的指导还有一个健全传导机制的问题。再比如说,利率形成机制也还有一个在市场上不断磨合、逐渐完善的过程。因此,还有很多需要不断完善的方面,但总体上看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了决定性的进展。

  “十三五规划”的第三节内容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在这方面,首先,规划中提出要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构建货币政策与审慎管理相协调的金融管理体制。这表明中国还是很重视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经验教训。中央银行过去比较强调对价格总水平的调控,很多央行还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仅做到这点还不够。即便有些情况下通货膨胀水平不高,但经济体系还可能出现其他的金融风险,甚至是危机。所以首先强调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建立。

  另外,“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健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标准的监管规则。这方面,要认真研究我国自身的经验教训,包括在去年金融市场发生波动的时候,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讨论,包括有一些观点认为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还不是很理想,因此我们要从吸收经验教训。

  从国际上看,尽管没有一个非常理想的模式,但全球金融危机中出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今后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面应如何对待,国际上也有众多的讨论,也有很多的实践探索,这也是我们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参考。

  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中还特别提出了要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也是目前体制上的不足之处,在落实“十三五规划”过程中要大力加强,包括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隐私的保护、提高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系统的安全性,以及加强对消费者的教育,使其能够更好地保护自身权益。特别要强调的是,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科技发展的情况下,应该把这项工作做的更好。

  谢谢大家!

  马丁·沃尔夫:请问周行长,没有干预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是不是中国政府的目标?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减少是否感到担忧?

  周小川:首先对于汇率改革的目标,我们没有用“自由浮动汇率”这个提法,用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完全自由浮动汇率的差别,过去也讲过,有一些还在讨论之中,因为还需要逐渐形成共识,但有三点是比较清楚的:

  第一,涉及到反洗钱和反恐融资,这方面强调是要管住的,通过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的有关手段,对涉及这些方面的汇兑还是会有一定的管理。

  第二,根据宏观审慎管理框架,这也是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形成的共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是要防止出现宏观审慎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企业过度地借外债和过度地货币错配,这些情况在亚洲金融风波期间的一些亚洲国家都发生过,需要通过宏观审慎措施来进行管理。

  第三,像刚才拉加德女士所谈到的全球资本流动的形势看,我们目前主张鼓励和支持中长期的投资活动,包括外国人投资到中国,也包括中国人投资到外国。对于超短期、投机性的资本流动,也是要管理的,当然管理措施也不一定完全有效,对这些资本流动也不是特别鼓励的。

  在这样的前提下,浮动汇率体制我们一般不用所谓完全自由浮动这样的提法。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汇率会有什么偏差,还是要尊重市场供求规律,也要参照国际市场上的多种货币篮子,特别是未来更多地参照SDR篮子,让人民币汇率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

  至于外汇储备,我们观察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比较快的阶段是在亚洲金融风波之后,也就是从2002年到2008年这一段时间,后来也还有一些增长。这段快速增长过程中,除了经常项目顺差或者其他原因,中国人挣到了外汇并积累起来之外,也有相当一部分,可能1/3左右是各种各样的短期资金,其中包括所谓的套利交易,这些资金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可能会流出,因为这些资金也是牟利的。但出去的速度不见得比当年积累的速度有太大惊人的差异。

  其中也有一个因素,就是去年有一段时间到今年1月份,市场对中国经济放缓的议论较多,导致信心有些不足,同时中国金融市场也出现了波动,市场信心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受到损害,各种议论真假都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资金流出也就多一些。对中国整体经济和改革发展的判断、以及对中国汇率水平的判断回归理性后,就会恢复正常。现在看来,这个数据非常明显的有所减缓。

  嘉宾:我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尼克·斯顿(Nicholas Stern)。周行长和拉加德女士在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经济金融风险方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和有价值的领导作用,这种风险也包括化石能源错误定价带来风险敞口。同时,向低碳经济的转型提供了很多增长机会,也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未来要管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经济金融风险,抓住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发展机会,各国央行、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二十国集团(G20)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周小川:您2月底在G20部长会后的BIS会议通过视频做了讲话,讲的非常好。在减缓气候变化和加强绿色金融方面,您问央行可以做什么?首先应该说,央行可以做的事相对于中国的发改委和财政部这些部门,可能确实少一些。因为总体来讲,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的结构性不那么强,总量性比较明显,但是我们强调要做三件事:

  第一,大力支持配额交易市场。多年前我们就已经反复在说,而且也以实际行动在推动这方面的工作。配额市场,比如碳排放配额市场及其他排放物市场,在性质上很像是金融市场,而且本身就能够带来激励机制,也能带来融资功能,所以应该把金融市场的一些技能和方法应用到像碳配额交易市场中来。

  第二,央行会同其他部门一起支持绿色金融的发展,这也是今年G20准备纳入的题目,为此还特别成立了工作组,现在正在积极准备。其中包括若干种支持绿色发展的融资方式,有一些看起来虽然不太像是央行直接能够做的,但央行可以在这方面发出声音,同时会同其他的部门包括监管部门一起来做。

  第三,您也讲到,在风险评估和风险防范上也要给出一定的指导方针,也就是说如果金融活动过多的支持了二氧化碳排放、化石能源的使用及一些污染物排放,尽管短期来讲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是从中期来看,不仅对整体经济不利,甚至也会给金融机构本身带来更多的风险。也就是说,一开始没有体现到风险,但后面隐藏了更大的风险,包括对商业银行的风险,以及对财险公司的影响,当前有可能被社会、被金融界所低估,应该给他们一个正常的估值,同时要有前瞻性的估值,使他们真正能够重视这件事。

  监管部门究竟是应该在政策上鼓励绿色融资,还是应该使金融体系对于涉及到环境的金融风险给予更高的风险权重,使大家警惕这种风险?这个问题也曾有过讨论。我认为这也是央行和监管机构共同能够做的,这样都能够在这方面做出一定的贡献,我也非常希望听到大家有哪些建议,以便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尽可能的多出一点力。

  主持人隆国强:谢谢周行长这么准确的把握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向大家介绍了"十三五"中国金融改革主要的内容,当然因为时间的限制,可能有很多还难以展开来阐述。我们接下来有请拉加德女士。大家欢迎。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非常感谢,我也首先想感谢一下隆国强主任,感谢你非常简要的一个介绍,同时非常精要的去总结了我们周行长讲到的一些观点。我们知道,有人曾经说过不管猫颜色是什么,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我觉得你在讲到风险防范的时候是要脱去这个猫的皮毛,不管它是什么颜色,你可以讲到债市,你可以讲到宏观审慎,你可以讲到宏观基本面,你可以讲到要有监管、监督的金融市场,讲到司法系统有法治,你可以讲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从我自己比较擅长的这个角度来讲,风险或者风险的防范就是我自己做的工作,作为IMF的总裁,我也想跟大家来展示一下,有一个更强更安全的国际金融体系是能够帮助我们来防范风险的,而且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经济都是同等重要。

  考虑到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巨大贡献,以及中国最近的一些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经济它的重心已经从发达转向了发展和新兴经济。我们特别看到中国是这里头的领头羊,跟其他一些国家一起,包括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共同占据了全球85%的人口,也基本上占了全球GDP的60%,在过去几年他们也是占了大概全球增长的85%的贡献率。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国家他的经济动能在减弱,在全球环境里头我们出现了结构的调整,比如说现在大宗商品价格更低,同时金融市场更加的收紧、更加的波动,对长期的增长潜力都是会有影响的。早上我们也听到中国在进行历史性的一个转型,来实现习主席讲的中国梦或者伟大复兴的任务,我认为这样的转型对中国有利、对世界也有利,不管我们前行的道路是否充满坎坷。

  今天全球经济已经是多极化,已经复杂性遍布,同时也是互联的,我们在问怎么能把国际的货币体系做的更稳健呢?而且这不是说发达经济体他觉得不太安全,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稳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建立,让一些新兴经济体恢复它的动能,同时能够加快经济和金融的一体化,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系统性工程里头,中国是有一个非常明确而且很中心的位置。

  中国的金融市场,还是说金融市场的深度等等,以及中国所采取的金融改革的这些措施都是非常重要的,在2015年末的时候,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董事会就决定在SDR的篮子里面加入人民币,这就显示了IMF可以在金融系统当中扮演多重要的作用。同时,IMF的治理结构也需要改革,而中国在股东当中的占比也提升了,从全球的国际货币体系来看目前是什么状况呢?我们在接下来几个月和几周要和所有成员国一起来探讨怎么样让全球的货币体系更加的稳健。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觉得有几条断层线是可以弥补的。

  2008年的时候发生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实际上显示了全球货币体系当中的几条断层线,当时是让G20的合作才使得这个体系的修复得以成功。在国际的范畴,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我们是有很多的政策工具的,我们可以来防止风险的传导。另外,我们重新的改革了我们对国际上资本流动管理的看法,我们也提高了我们的能力,可以更好的来防止风险的传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的金融安全网当中的作用现在更加的强化了,美国的国会批准了我们提出的治理结构的改革方案,现在使得我们资金的来源更加的稳定和可靠,当然这就使得IMF的地位有所加强,在全球的信誉更加的提高,并维持世界经济的稳定。金砖国家实际上都已经占到前十大股东当中比较靠前的位置了,在地区的范围内,这些国家也在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此外,对于国际金融基础架构的改善,也就是要提升金融稳定的作用,还有全球通过G20机制的合作,中国今年是轮值主席国,提出了一些我们在今年货币政策方面需要讨论的重要的议题。对于全球的金融安全网,不仅是有中国的亚投行,而且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制度的安排,还有清迈协议,最近也获得了加强和提升。所有的这些举措当中,中国都是一个主要的推动者和贡献者,这是在地区的层面。

  在双边的层面,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双边互换的协议,我们原来一直都有这种双边互换的协议,以前主要都是在发达国家,或者有一部分新兴市场参与,但是现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再次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参与者,我们提供了大概有30个各种双边的货币互换的协议,当然可能有一些我还不知道,也许这个数量还更多,截止2015年底的时候,相当于提供了5000亿美元,使得全球有一种有限的货币双边的互换协议。随着双边、还有区域、还有全球的这种金融系统的改革,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因为这些改革它推出的背景都是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但是从危机之后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所以现在我们是在一个新的现实下生活,所以它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加强这种应对的措施。

  我谈一下三个新的现实:

  现实一,在危机之后,金融业进一步的一体化,而金融系统也变得更加的系统。待会儿我会进一步的解释。但是好的一方面是,中国现在的经常账户的盈余比危机前更好了,但是坏消息就是,现在的这种调整可能是增加了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此外就是金融的一体化,能够更好的分配资本,也更好的能够分摊风险,但是如果管理不好的话,有可能会带来金融稳定方面的风险,全球的金融安全网到时候可能还不足以应对这种情况。在2014年底的时候,跨境的资本流动大概达到20万亿美元,尤其是对企业和银行来说,他们对很多的新兴市场国家提供了融资,但是这有可能会导致资产负债表的错配和流动性的压力。另外我们还要考虑一下金融安全网的一些主要的要素,这些要素都可以用来缓解流动性的压力。第一个是最重要的,大概是有12万亿的资金就是全球的央行所持有的外汇储备,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双边的货币互换的安排,第三个就是通过多边机构提供的融资,也有些国家说这些机构不能够提供足够的流动性,但是你会说,实际上情况不是那么糟,如果你看一下他所覆盖的国家,里面有发达的国家,当然他们的情况是比较好的,目前的这些框架能够提供足够的保护。但是在另外一端有一些新兴的市场,他们得到的保护是最少的,正好是他们最需要保护的,所以在我们看来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更包容的系统,能够覆盖所有的风险,这是第一个现实,也就是说系统现在变得更加的脆弱。

  现实二,就是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已经成为全球局势的一个新的常态。在过去几年,这些资本的流动既有推的作用,也有拉的作用,比方说很多国家采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或者是另外一方面拉的这方面是新兴市场的快速发展。现在因为货币政策的不同步,会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很多挑战。在2013年的时候发生的情况可能还会再次的出现,现在这些新兴国家的资金大量的流出,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挑战,去年大概有2000亿美金的资金净流入,2014年大概是1250亿美元的净流入,对于那些45个新兴市场国家,2010年-2015年之间的这种资金流入的放缓和减少差不多有1万亿美元,这个资本的流出大概是占到我们采样当中GDP的5%,这是第二个现实,就是说这是系统当中的波动性在加大。

  现实三,就是越来越多的溢出效应,这是全球化的结果。更有意思的是,以前的溢出效应多半是从发达国家传导到其他国家,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从一些大型的新兴国家在向其他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在输出这种影响。另外,我们最近会公布的一个报告里头显示,从新兴市场国家的这种溢出效应已经在危机后变得越来越强大的一个趋势,主要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股市在危机后上升了28%。从一些比较大的新兴市场,像中国,大概股市上涨了30%,这就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一些新的挑战和现实,比方说市场的动荡,巨大的溢出效应是双向的溢出效应。

  当然还有,就是说本来有些系统应该发挥作用的,结果最终却失败了。比方说金融交易,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种区块链或者数字货币或者是影子银行的发展,这些都是不在我们的控制当中的,很多黑客可以用一些网络的工具来欺诈你和我,欺诈中央银行,这就带来了很大的系统性的风险,我们必须要加以重视,我们必须要和黑客一样的强大才行。

  所以我也说过了,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IMF会重新来评估世界的货币体系,我们希望它能够变得更具保护性。我刚才也听到菲尔普斯教授也说不要太保护这些系统,但是我觉得在货币系统方面还是应该要保护才行。我不想说到底我们怎么去改变,这个是由董事会来决定的,但是我想说,有几个改变是可能都适用于我们所有的人:第一个,就是要加强全球金融的安全网,要让它变得更加的安全。所以我们需要有好的宏观政策和对市场的监控,才能够确保金融系统的稳定。第二个,我们需要考虑怎么样能够加强系统的可靠性。比方说一个国家它要到地区去寻求援助或者是需要寻求多边机构的援助,以前他们是感到很羞耻的,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另外,我们要找到一些危机的预警机制和解决的机制,这就需要我们去协调不同层级的,包括双边的或者地区的或者是国际的各个层面。

  第二个维度,就是我们应该在影响全球稳定的这些问题和政策上开展合作,当然我们有BIS清算行等各种各样的协调机制,但是我们认为需要有更系统性的方式去捕捉刚才讲到的某一个国家出的政策它的溢出效应。同时,我们需要确保金融监管机构能够来协调,同时去考虑这样一些溢出效应,然后再决定往前推进的路径。

  在我们这边会去审查资本流动它的一个自由化和管理方面取得的一些进展。一年前我们就开始对资本流动和外汇的干预进行了一个监督,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这块加大我们工作的力度。另外,我们也会在外汇市场干预它的可接受性以及在相关的条件方面做出一些表率,还有他干预的时长有多长。另外,宏观审慎跟微观审慎这个政策,在非银行业里头的一个使用也是需要来看一下是否能够减少金融体系的一些脆弱性,同时我们需要有更普惠、更公平的金融体系,我们要确保我们的金融体系它能够为所有人共享和利用。

  我来总结一下,我刚才讲到了很多的改革的方案,在过去也是已经考虑和探索过。在危机的时候才会真正看到一些改变,但是这样是不对的,我们是应该在危机前就对体系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全球已经出现一些结构性的调整,不是说我们现在背靠着墙无退路,而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可以利用的工具,能够编织这样的一个金融体系的安全网,能确保我们下一次不会再背对着墙。

  另外,我们这样一些改革措施也应该是有全局眼光的,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所以我们需要在构建这个体系的时候去了解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所扮演的角色,我们要考虑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他的改革步伐和他的经济作用。

  我也想用中国的一句成语来结束,要"以身作则",有很多国家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相信中国是会表率的,有他英明的领导中国将会设立正确的标准,我也相信周行长能够帮助我们在金融体系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谢谢!

  主持人隆国强:谢谢拉加德女士,刚才在她的演讲里面介绍了金融危机以后为了应对危机所开展的国际合作,特别是肯定了中国在其中所做出的积极贡献,还特别的指出了我们面临的三个新的现实,所蕴含的新的风险,对下一步国际金融合作来进一步的增强防范风险的能力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我们再次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王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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