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征明在去世以前的最晚岁里，尚且笔耕不辍。《行书游元墓洞庭诗册》书于生命的最后一年间，并谦虚地自署道：“漫书旧作计一十三首，老人久病，书毕而意已倦，非复少壮时也，观者每哂其不工”。细观原作，所用墨色极重，用笔则较平常更无顾忌，提按之处无所遮拦，每行书至末端也不如年轻时候那样注重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经营分配，显得老辣纵横。虽然因为年登大耄，闲窗日课时有率尔之笔，但是绝无衰飒的痕迹。此作不仅从明代起便有传承纪录，清代嘉庆时曾为包虎臣藏品，近代以后归戚叔玉所有，原作还难能可贵地配有清代以前的旧裱。
唐寅（1470～1523）临流试琴图水墨纸本立轴 50×27cm
与文征明相仿，董其昌也是在各个领域都影响极深的人物，不过，董在画史、书学上更为超凡的能力，几乎扭转了整个中国文人画的局面，以至于让他的作品，连同着书画史上的许多问题变得扑朔迷离，却又魅力十足。《书画合璧册》体现了董其昌早年逐渐形成成熟面目的过程，大约接近其五十五岁（约1609年）左右的风格。
《行书诗翰》册是董书中最为典型的成熟之作。作品取用底层较厚而蜡层极薄的笺纸，并用极为考究的松烟墨书就。
另外有一本更晚年风格的《山水册》，是鉴藏史上颇有趣味的实物。顾澐的山水画在晚清画坛算得上是人所敬仰的，吴大澄、吴昌硕等人皆称赞之。
董其昌（1555～1636） 书画合璧
在董其昌以后的晚明书坛里，帖学的传统依旧发扬光大，同时，晚明的书家开始追求一种震撼淋漓的视觉效果，创造出一幅幅令人癫狂的草书巨轴。并且，从明亡入清的一百年间，辑入书法史上极为微妙的转变——由帖学侧重为碑学。张瑞图可以算作这一系列变化的最开端。现存张瑞图的墨迹大多为五十岁以后所书，在余下的二十数年里，这种风格又几乎是一以贯之的。《草书后赤壁赋》作于1625年，张瑞图正值五十六岁，处于这种典型草书面貌的最初几年。此作选取较为细腻的绢作画，并施以适量的水分，使得墨色浓淡恰当，颇有些含蓄的古典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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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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