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图为孙中山和总统府职员合影。
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895年，张謇开始筹办大生纱厂，1899年春开车生产。
1911年汉口战壕里的革命军士兵。
从因袭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到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从军阀割据混战、民族分裂到谋求“五族共和”、“五个统一”……百年前的辛亥巨变将中华民族带到了“真正近代化”的新征途上，一个民族的觉醒就此开始。
辛亥革命虽然赶走了皇帝，但仍未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但其影响是深远的。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鲁迅曾经指出辛亥革命以来思想文化进程中新与旧斗争的“反复”与“羼杂”。他说，中国在“进化”，要推动政治文化的“进化”，我们不能忘记孙中山“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言和李大钊的“弃陈腐之我”、“弃专制之我”的号召。
大家访谈。
辛亥革命不仅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且为中国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经济遗产和思想文化遗产。日前，南方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林家有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员刘明望，就如何审视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进行探讨。
专家认为，辛亥革命以后，民主共和的观念通过革命党和其他人的宣传，整个中华民族觉醒了。辛亥革命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包括经济基础、阶级关系和风俗习惯，为资本主义生长发育提供了土壤。
南方日报：在政治制度方面，辛亥革命给我们留下了哪些重要的遗产？
林家有：我认为辛亥革命是划分中国新旧两个时代的一条分界线。旧的专制时代从秦始皇建立帝制开始已两千多年，在这期间，朝代的变迁是换了皇帝，但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变。但是，辛亥革命之后尽管后来还有人企图当皇帝、搞独裁，但民主共和这条道路已经不可逆转了。虽然要想通过一场革命就将两千多年来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风俗习惯一下子改变是不可能的，但辛亥革命为以后的革命打开了路子，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认为，我们讲革命的贡献，最重要的一点是看它是否为我们的社会带来好处。辛亥革命以后，民主共和的观念通过革命党和其他人的宣传，整个中华民族觉醒了。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政府，建立了共和政体，所以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真正的界碑。
南方日报：辛亥革命前后，民主共和理念在当时的中国究竟传播到什么样的一种地步？普通民众适应从“臣民”到“公民”的变化吗？
林家有：这需要一个过程。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不一样，老百姓关心的最主要是生存。清末，民间其实有很多抗捐抗税的斗争，广东也有很多，但当时老百姓还没有什么政治理想这种东西。当时老百姓意识到，要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就必须起来革命，推翻清政府，所以很多民军、会党都有老百姓的参与。但是，当时的农民对民主的理解还是有局限的。这里有一个例子：辛亥革命后实行选举，老百姓从来也没有选举过什么官员，不知该怎么做，都不愿意要这个权利。在广西桂林，选举时老百姓都不来，不来怎么办？发米粉票！每人来参加投票附几张米粉票，这样老百姓才过来投票。情况到了上世纪20年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农民开始懂得履行自己的权利，为了争取合法的利益，各种运动和斗争蓬勃发展起来了。所以，公民意识的形成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只要开了这条路就好了。辛亥革命对老百姓的民主自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为资本主义生长发育提供了土壤
南方日报：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帝制，在政策上采取了哪些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举措？
刘明望：举两个最直接的例子：武昌起义爆发后，宣布独立的省份，如湖北、湖南、浙江、广东等，都宣布废除厘金和其他苛税。虽然有的地方改厘金为附加税，但是过境税毕竟取消了。与厘金相比，附加税的税率也有所降低，这样就降低了工商的原料价格及产品成本，有利于城市的工商业发展。
此外，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行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法令。如鼓励兴办工商业，振兴农垦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南京临时政府作为资产阶级的革命政权，还做了些经济整合，力图保护工商，发展实业。南京临时政府制定颁布一系列旨在保护和促进实业发展的章程、则例，推动成立“中华民国建设会”。对于有利于现代化事业的工矿企业，一经申请，无不批准立案。临时政府尤其注重城市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即着手对武汉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
林家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当然对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有利。民国初年，孙中山提倡发展中国的经济，开办实业。在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政纲中，他强调“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通过政府掌控土地资源，严防少数地主、资本家利用土地发横财，造成社会问题。“节制资本”就是预防私人资本主义垄断国家财富，造成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社会危机。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将“民生”提到了第一位，“其次为民权”，“其三为民族”。在这一点上，孙中山是非常高瞻远瞩的。孙中山不反对私人资本投资工商业，但他反对私人资本垄断造成的分配不均，这是他预防社会革命发生的政策。
南方日报：中国民族资本家的热情是被辛亥革命推动的吗？
刘明望：辛亥革命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包括经济基础、阶级关系和风俗习惯，为资本主义生长发育提供了环境与土壤。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地位提高，激发了他们投资近代工业的热情和“实业救国”的使命感。新兴的工业和企业，造就了新的商人阶层和劳动阶层，他们对中国在帝国主义压抑下的困境很敏感，并且下决心捍卫国家利益。新建的民国取代了帝制王朝，政府不再将企业家和商人视作怀疑对象，也没有像清朝那样禁止私人“团体”和协会的形成。
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南方日报：辛亥革命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这些冲击对文化的影响体现在哪里？
刘明望：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效果的延续。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和如何改造传统文化是那个时代面临的课题，而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处触及了辛亥革命的脉搏，辛亥革命确实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我们常说民主共和体制在辛亥革命后无法真正实现是因为缺乏一场思想启蒙，因为大多数的人对民主共和没概念。然而在思想文化史方面来看，辛亥革命本身就是一场重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它让民族觉醒，为社会注入了自由平等意识、民主共和意识、法治意识以及独立、自尊、自爱、自信的个性意识。受西学影响的学子们，推行西方标准的国民生活和哲学，主张接受西方科学、民主和文化作为新秩序的基础。
林家有：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迅速传遍中国。辛亥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有关系，比如1906年1月、4月，朱执信在《民报》第二、三号上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和《共产党宣言》。当时同盟会员利用《民报》这个阵地和梁启超进行论战，到底是改良好还是革命好，通过这场辩论，让中国人民明白了很多问题，对思想解放产生很大影响。
南方日报：一场结束封建君主专制的革命应该有其振聋发聩的效果，您谈到的各种意识的崛起，这些都是辛亥革命带来的吗？
刘明望：各种意识的崛起除了有时代背景的影子，也有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影响。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老百姓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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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晓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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