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战争的掠夺和多种不平等买卖加速了中国艺术品流日的速度。再到文革时期，包含历代文物的罚没物资从广州口岸出口换汇。“当时堆放在广州的各类文物古玩很多，而且及其廉价”，当年从事进出口的贸易商一个人几乎就要过手15万件文玩。
旅日学者邹涛说：“1973年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卖到日本的各类文物不少于三十万件。”这段时期，也是吴昌硕作品东传日本的第二次高潮。改革开放后，日本人仍比中国人有钱，继续在中国“搜刮”艺术品。即便是1993年中国开启了拍卖会的模式，大多艺术品也被日本人拍走。
现身拍场
两千多年的艺术品输出史，到2000年开始逆转。
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显露颓势，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现状一度将日本艺术品市场打入“冷宫”；同时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带动了艺术品市场蓬勃，且内地企业家阶层的壮大，兴起了私人收藏热。此时，大量书画乃至篆刻作品开始从日本回流。
这个趋势在2003年显得更为清晰。
荣宝拍卖总经理刘尚勇将海外文物的大量回流视之为中国国家实力的提高，增强民众文化自信的同时也对艺术市场产生更为强烈的刺激。
2009年，拍卖公司开始与日本收藏机构正式握手。
是年2月，北京匡时与日本亲和拍卖株式会社在东京举行拍卖业务合作签字仪式。匡时总经理董国强说，“这是一种资源优势互补的方式。”合作方亲和拍卖株式会社社长仓田阳一郎则表示，北京正在成为世界艺术品的中心，日本方面普遍看好中国市场。
这一领域的强大潜力吸引着双方。
毕竟日本民间收藏的中国各类古代、近代艺术品数量惊人，而内地和香港市场虽大量出现从日本回流的中国艺术品，但仅为冰山一角。
那时，董就说，“中国艺术品回流趋势将长期持续下去。”
匡时并非是同日本合作的第一例。此前2008年，北京保利也将事务所设在了日本。是年秋拍中上拍了40件明清陶瓷名品，尤为珍贵的是其中的清朝雍正年间的“粉彩过枝菊蝶九秋盘”，获价1187万元；落槌价超过千万元的有两件，最终成交率超过百分之百。这些拍品大多为1900年至1945年期间，清朝灭亡之后管理宫廷事务的内务府和王侯贵族子弟等出售给日本美术商人，再转手给日本收藏家。
同年春，荣宝拍卖上拍了50件从日本回流的近现代书画作品。
机构与机构联合的同时，日本也引来了为购买藏品的中国游客。一如《日本华侨报》于2010年底所报道的那样，“中国游客的竞购给日本的古董市场注入了活力，同时也促成了古代文物向中国的回流。”
在日本岐阜市经营中国古董的白木健二也将日本古董界的中坚力量锁定为中国的富裕阶层。这帮古董商几乎不加商量地认为：2000年之后，经济不景气导致国内的买家急剧减少，卖家却在急剧增多，同时来自中国的生意也在增加。
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进入文化产业频道>>>>>
（责任编辑：王婉莹）
商务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