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我写过最复杂、付出心力最多的一部作品。”他说，我们可以把玩一个精美的玉雕，但它不能取代长城，美的标准是不同的。“长”并不影响文学品质。
而莫言的《蛙》也同样被一些读者认为，“在体裁上做了很大转变，但文学艺术成就上并没有超过《檀香刑》、《丰乳肥臀》等，获奖更像是颁给作家本人而非作品本身。”
莫言回应说，《蛙》经历了十余年酝酿构思，四年写作，多次易稿，塑造了我过去小说中从来没有出现的形象“姑姑”，如此丰富的一个女子，如果用写实手法写其一生，篇幅必定很长，所以采用了书信体和话剧的创新题材。
“题材、故事、结构的结合比较完美。”他满意于这样新颖的结构方式，“创新将是今后我创作的重要目标。”
有人提出，如今的获奖作品受众面大不如过去的茅盾文学奖作品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
张炜表示，经典的影响力是在一个相对漫长的时间里形成的。他同时指出，不是市场越大，作品越好；纯文学写作相对来讲有不可取代的个性，是不可超越的，很多作品要在时间里淬炼。
有人为网络小说未得奖鸣不平。张炜表示，思想和文学含量是评价的最重要标准，这个标准不会也不能因为载体改变而改变。无论何种作品的创作，都应该以个人现实生活经验为基础，作家可以用不同形式表达人性、表达个人艺术内容，但对现实的理解深度不可以改变，这是根本关切和艺术出发点。
刘震云认为，不能说写现实生活的作品就很现实，写穿越和幻想题材就很浪漫，甚至可能恰恰相反。“此次获奖的五部作品，都很写实，但思想都在向不同方向自由飞翔”。
刘醒龙：构造的不仅是文本
对于刘醒龙来说，“《天行者》是自己在营造的一个心理意象。”
“我从一岁到山里去，回到城里已经36岁，山村里非常不起眼的知识分子感动了我，他们身上有一种高贵的气质，眼神里却散发着一种卑微、谦卑，那是一种特有的孤傲。正是这一群人，引领了中国在20世纪后半部分中国乡村的思想启蒙、文化启蒙。没有他们，中国乡村将更加荒芜。”带着这种感情写作的他，创作过程中数度流泪。
“很多年，我一直在寻找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一棵树，但是找不到。通过文学，我发现自己的情感根基，就在记忆深处的土地上，这是我精神的故乡。”刘醒龙说，《天行者》的完成，是对他生命中甚为紧要的乡村情感的莫大宽慰，也是他从内心上对自己所经历的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一种交代。
“乡村知识分子在那时候的经历，不仅是心灵之痛，也是中国之痛。”刘醒龙认为，对这些丰富的痛的挖掘，构造的不仅仅是一种文本，更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
而张炜也用22年的生命完成了一场文学的马拉松。“《你在高原》从动笔到完成经历了22年；若加上构思、筹划时间，战线更长。如今，这个较大的创作计划跑到终点，稍微有了一点点轻松感，可以慢慢把呼吸放缓，然后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创作下一部作品。”
“人们往往拿着放大镜寻找别人身上的罪过，很少能把审视的目光放在自己身上。《蛙》就是这样一种实践。”莫言提出，中国当下文学创作应该有这样的观念：把好人当坏人来写，把坏人当好人来写，坏人并非坏得一无是处，好人也不是好得完美无缺，正反面人物都当成人来研究。
刘震云则在完成《一句顶一万句》的过程中，从一个写作者成为一个倾听者，获得了极大的自由。
他说：“过去写作的时候，总是自己在对别人说话，或者自说自话；当你倾听，就开始树立对人物的尊重，对读者的尊重，对自己的尊重，实现平等、民主。”
刘震云：中国文学水准应由中国人来判断
谈及下一步创作规划，莫言说，作家的创作力和生命力是越来越强的，他将保持创作的激情；张炜“将创作短一点的作品”；刘醒龙“再写一个长篇”；刘震云下一步作品的主角将是女性，“因为过去我的作品都是男性，希望能创作出让女人喜欢的女性形象”。
作家们认为，中国文学迟早要走向世界，获得世界的认可。刘震云认为，中国文学不能被国外理解也许与翻译有关，很多被翻译成外文时失去了原有的思想和价值，更谈不上理解和思考。
刘震云笑道：“中国文学创作作品水准的判断，还应该由中国人来做，不能让外国人来评价饺子味道的广度和深度吧？”
寄语未来的创作，莫言说，历史和现实、真实和虚幻在作家头脑中不一定要有明确的界限；但作家应该有能力创造高于历史、高于真实生活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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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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