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6月28日，鲁迅往晨报社访绍兴同乡孙伏园，适逢《语丝》撰稿人王品青(鲁迅作王聘卿)在座。其时，创办于西安的国立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教育厅合议筹设暑期学校，聘学者名流任教。王品青是西北大学校长傅铜的同乡，经他介绍，该校即邀鲁迅等人去西安讲学。是日，鲁迅与孙、王诸人同赴西北大学办事人之宴，席间商定赴陕行程后，鲁迅即作启程准备。
时距周氏兄弟决裂不久，鲁迅已正式搬出八道湾，心情无比郁闷。答应国立西北大学去陕西，既为夏期讲演，又为他谋划已久的长篇小说《杨贵妃》寻找感性材料，也为散心。鲁迅对这次外出十分重视，此后数日，在孙伏园的陪同下，先后到门匡胡同的衣店定做“一夏一羽衫”两件大衫，到劝业场买行旅用的杂物，到西庆堂理发、洗澡。由于经济拮据，还从孙伏园处借钱86元、许寿裳处借钱20元作为差费。一切准备停当，7月7日晚，陕西省长驻京代表在西车站食堂为鲁迅一行饯行，饭毕鲁迅等13人即坐火车往西安，至陕州改水路坐船沿黄河西行，一路舟车劳顿，一周之后的7月14日才改乘汽车，午后抵临潼，下午抵西安，寓西北大学教员宿舍。
鲁迅的陕西之行内容十分丰富，涉及交游、讲演、阅市、购物、会友、赴宴、观戏等多个方面，可谓不虚此行、大有收获，今人读其当时日记，亦艳羡无已。
夏期讲演。去陕西是鲁迅平生第一次远行讲学。从7月21日起，夏期学校开学，鲁迅上午开讲《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共讲8天11次12小时，至29日讲毕。30日下午往讲武堂讲演半小时，后又应邀对陆军学生讲演一次，仍讲小说史。当时统治西安的军阀刘镇华身兼陕西省督军、省长两大权位，号称“兼座”。鲁迅对当时西安军阀是很小心对待的，故对军人也只讲小说史，不讲其他。鲁迅西安讲演，由当时西北大学记录整理后寄请鲁迅改定，印入《西北国立大学、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二)》中，后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为题附录于再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全文约2万字，分为6讲，丰富了《中国小说史略》的内容。此次讲演鲁迅也获酬颇厚，先后两次共得薪水和川资300元。这300元对刚刚兄弟决裂、处于人生困境中的鲁迅不啻是雪中送炭。收到钱后，他马上托孙伏园往邮局寄86元还新潮社(盖出差前向孙伏园所借86元即转借自新潮社也)，还慷慨解囊，为易俗社捐款50元。
易俗社看秦腔。易俗社原名“陕西伶学社”，宗旨为“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移风易俗”，是著名的秦腔科班。鲁迅在西安时曾应易俗社和讲演团同人之邀，先后五次观看了该社演出的秦腔《双锦衣》全本、《大孝传》全本、《人月圆》等。时逢易俗社成立12周年，鲁迅亲笔题写了“古调独弹”四字，制成匾额赠与易俗社。此四字是鲁迅书风的典型代表，融冶篆隶于一炉，质朴而不拘谨，洒脱而有法度，现已成为秦腔界的一块金字招牌。对于这四个字，已故西北大学教授单演义说:“鲁迅先生以易俗社同人能于民元时站在平民的立场，联合艺人，改良旧戏曲，推陈出新，征歌选舞，写世态，彰前贤，借娱乐以陶情，假移风而易俗，唱工艺精，编著宏伟，因题以‘古调独弹’，于褒扬之中，寓有规勉之意。”此论甚是。鲁迅一生并不喜欢戏剧，对京剧常辛辣嘲讽，对其故乡社戏的描写也透着一种厌烦，却能如此厚待秦腔，短期内竟观秦腔五次，此秦腔之幸也。
淘文玩。鲁迅是淘古玩的高手，其眼光专业而独到，西安之行每有捡漏。他多次同张勉之、孙伏园、李济之等“阅市”、“阅古物肆”，先后在博古堂、尊古堂、南院门市、南院门阎甘园家等处购得耀州出土之石刻拓片二种(《蔡氏造老君象》四枚、《张僧妙碑》一枚)、乐妓土寓人二枚、四喜镜一枚、魌头二枚、杂造象拓片四种十枚、小土枭一枚、小土偶人二枚、磁鸠二枚、磁猿首一枚、彩画鱼龙陶瓶一枚、大小弩机五具。鲁迅的淘宝活动大约也惊动了西安古董商，如尊古堂的“帖贾”就闻讯找上门来，鲁迅从他手上买了《苍公碑》二枚、《大智禅师碑侧画像》二枚、《卧龙寺观音像》一枚。陕西省长刘镇华临行前连夜又送来《颜勤礼碑》十份和《李二曲集》一部。鲁迅在西安买古董共计花钱32元，花钱并不算多，收获却不小，可谓满载而归，以至于8月12日夜半抵北京前门时，“税关见所携小古物数事，视为奇货，甚刁难，良久始已，乃雇自动车回家。”
买特产。鲁迅有买特产的癖好，这是鲁迅生活情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安期间，他同王峄山、孙伏园、李济之、夏浮筠等人常常到附近街市散步“阅市”，先后买了栟榈扇二柄、酱莴苣十斤、汴绸一匹等，刘省长临行前还送杞果、蒲陶、蒺藜、花生各二盒，西安有代表性的特产也算尽数收于囊中。7月23日晚，鲁迅与五六同人出校游步，不小心跌了一跤，“践破砌，失足仆地，伤右膝，遂中止”，即便是受了伤，不能继续“游步”，他也不忘在返回的路上“购饼饵少许”，读之不禁令人莞尔。回到北京后，他忙不迭拿着特产专程酬谢帮他买房出了大力并设计了“老虎尾巴”书房的教育部同事李慎斋，赠以长生果、枸杞子各一盒、汴绸一匹、《颜勤礼碑》一份。
此外，鲁迅还在西安面晤了与自己有师生之谊的陕西商州人氏、北京大学文科毕业生王焕猷，并游历了华清宫故址、碑林、大慈恩寺等古迹，洗了温泉浴。还先后赴宴7次，计有临潼镇嵩军第四路步兵第二营营长赵清海午宴、陕西省长兼督军刘镇华晚宴、西北大学讲师张辛南寓饭、刘省长易俗社晚宴等。
8月4日晨，鲁迅一行乘骡车出西安东门上船，由渭水东行，在逆风里走走停停6天，8月10日才乘陇海铁路车启行，中途又因铁轨积水尚未修复“步行二里许，复登车发”，至12日夜半方抵北京，结束了这次重要的远行讲学活动。
西安之行对鲁迅的著述有很大影响，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是长篇小说《杨贵妃》的破产。从1922年开始，鲁迅开始构思《杨贵妃》，先后向许寿裳、郁达夫、孙伏园、冯雪峰等谈起过《杨贵妃》的腹稿。小说的构想是从玄宗被刺一刹那间开始倒述，把他的一生一幕一幕似地映出来。据孙伏园回忆，鲁迅还曾想把《杨贵妃》写成剧本，“原计划是三幕，每幕都用一个词牌子，我还记得它的第三幕是‘雨淋铃’。”鲁迅西安之行的动机之一是为创作小说《杨贵妃》作准备，以充实他“破费了数年之工”的这部小说腹稿。结果到西安一看，全然找不到想象中的长安的影子。鲁迅说:“我不但什么印象也没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一点印象也打破了！”鲁迅后来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信说:“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
鲁迅陕西之行还引出了多篇和陕西有关的杂文和书信，如《说胡须》、《看镜有感》等。特别是《说胡须》篇首可以视作鲁迅西安之行的总结:“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长安，一个多月之后，胡里胡涂的回来了。知道的朋友便问我:‘你以为那边怎么样？’我这才栗然地回想长安，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很大的石榴树，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然而这些又有什么可谈呢？我于是说:‘没有什么怎样。’他于是废然而去了，我仍旧废然而往，自愧无以对‘不耻下问’的朋友们。”文中如此评价西安之行:“陕西人费心劳力，备饭化钱，用汽车载，用船装，用骡车拉，用自动车装，请到长安讲演，大约万料不到我是一个虽对于决无杀身之祸的小事情，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见，只会‘嗡，嗡，对啦’的罢。他们简直是受了骗了。”笔者认为，这是鲁迅固有的一种自嘲和他嘲的口气，并不代表他认为此次讲演使西安听众受了骗。
鲁迅在西安最重大的美学发现体现在《看镜有感》中。他结合在西安所见唐代遗迹，“遥想汉人多么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并如此阐发美学主张:“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可谓鞭辟入里之言。
西安之行是鲁迅一生唯一的一次内地之行，他从长安昭陵带箭的骏马身上，看到了“汉唐魄力究竟雄大”，这是鲁迅西安之行的最大收获，他也因此受了启发，认为必须“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窃以为这一美学发现和理论主张对于现代文学及艺术史的意义，远比损失一篇尚未动笔、前途未卜的长篇小说宝贵。
（责任编辑：程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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