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值得记住的香港歌女徐柳仙 12岁时小有名气

2010年02月11日 14:23   来源:人民政协报   王祖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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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柳仙籍隶广东南海西樵,原名徐振坤,1917年出生于香港。其父徐佐衡出自书香门第,原系南海文士。因屡试科举不第,乃忿而去经商。嗣以经营失败,家境中落,至柳仙幼时,已临贫寒境地,以致不得不让她辍学,在少年时期就登台献艺。

    有一次,她母亲带她去香港北角七姊妹游乐场听唱粤曲。恰遇某女艺人失场,一时无人填补。该场负责人得知徐柳仙正在场中,乃临时央求她母亲允许她客串《五郎救弟》一曲。其母应允,当即抱她登台,置坐膝上演唱。她仪态天真,无半点惧色;歌声圆熟,全合鼓乐节奏,曲音落处,满堂掌声雷动。其时她年仅5岁。该场司理见她能博观众欢迎,遂再求徐母应允于次晚正式列入节目客串。次夕盛况如前。此后,她虽在小学读书,也常于喜庆中一展歌喉。那时,粤港习俗,每逢喜庆节日演唱粤曲,称为“唱八音”。每唱一曲,酬报港银2元。到8岁那年,由于家境益见贫困,使她仅仅读了小学三年,就被迫辍学,而以零星演唱收入,弥补家用。她11岁时,即应香港新月唱片公司之约,灌唱《难中缘》等曲。

    1929年,徐柳仙才12岁,就正式以“童星”踏足歌坛,开始了歌唱生涯。先后在香港莲香、高升等茶楼献艺。那时,每歌一曲,可得港银1.5元的薪金。每晚约唱二间歌坛。不到三个月,各茶楼竞相聘请,每曲酬资增至3.5元。每晚7时至11时,可“跑场”唱四至六间茶楼。有时还得前往石塘咀区俱乐部继续演出至凌晨。由于她过人的聪慧和从不嘶哑的歌喉,再加上辛勤的劳动,使得这个刚刚12岁的少女,就能够靠自己的收入来赡养全家18口人,并以一颗粤曲新星的异彩光耀港、穗歌坛。

    就在这一年,她为香港歌林比亚唱片公司录灌《一个著作家》、《城市之光》、《父子同科》、《子承父业》等曲,并在以后十余年中,还先后应广州市澄江、惠如等茶楼之邀,于每月朔、望日起,去广州演出一星期。

    1932年,柳仙15岁。这年她演唱著名画家邓芬所作《梦觉红楼》一曲,风靡穗、港、澳和海外华人社会,名声益盛。歌林公司发行此曲唱片之后,各方定购函电,纷至沓来,销数惊人,致使濒临倒闭的歌林比亚唱片公司起死回生。此曲原系邓芬先生亲历情场之作,笔墨高雅文静,乐曲婉恻动人,加之柳仙的演唱艺术,使曲中感情得以充分表达,故于盛行歌坛之后,竟能一扫当时流行的滑稽庸俗之音。粤曲歌风,为之转向。

    1937年前后,日寇大举侵华,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继绝的关头。她唱灌了《热血忠魂》、《血债何时了》等爱国歌曲。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18日即向香港进攻。徐柳仙夫妇考虑到香港沦陷后,日军必重演在北平胁迫京剧名演员梅兰芳演唱的故伎,乃携带子女潜往广州,住于长堤爱群大厦,停止演唱,以避敌军耳目。果然不出所料,港陷后不久,日军到处索寻柳仙踪迹。索寻不得,竟将歌林比亚等唱片公司所灌徐柳仙的唱片,全部捣毁。后来,敌酋矾谷廉介得知徐柳仙避居广州,遂采取威胁利诱手段,前后达十余次。意欲迫令为其御用广播电台演唱,妄图达到笼络人心,瓦解国人斗志之目的。当此时刻,柳仙与丈夫文荣林深明大义,相互勖勉。决心无论受到何种迫害,绝不为敌伪电台演唱。那时,她才24岁。当日寇问她“为何不唱”时,她从容答道:“中国正处国难,不是歌舞升平的时候。”日寇叫嚣:“岂不怕死?”她笑着说:“中国有四万万同胞,死我一个女人算得什么?我死了,还有我的儿女,还有许许多多听众同胞。”由于她在中外广大听众中享有盛名,日军不便公然加害,只好又说什么:“你的大大的有骨气!日、中两国,应该是朋友。”后来,敌人又把她叫到特务长官部,用手枪对准其胸部进行威胁。由于她坚贞不屈,终不得逞。

    这样一来,徐柳仙夫妇深感广州已非安居之地,乃决计奔回老家攸县。但当时粤汉铁路已经中断,如直接由广州北上,易被敌人察觉。于是决定由海路去上海(当时上海包括租界在内,都已被日军侵占)。再由上海溯长江,设法越过湘赣或湘鄂间敌我对阵空隙返回故土。不料一到上海,与汪精卫之妻陈璧君相遇。徐夫文荣林与陈在大革命时即有旧交(当时汪精卫曾兼任第二军党代表),陈遂邀文参加汪伪政权。文荣林严词拒绝。但是,原拟由上海溯江而上问道回湘的计划,就不得不另作计议了。因为行动在汪伪特务的监视下,若西去,有被认为投往重庆,中途有遭暗害之虞。于是,佯装意志颓丧,不问政治,夫妇俩终日混迹赌场,赢则随意请人“吃红”,输则不惜一掷万金,以示家资富裕,无心求官,以释敌伪疑猜。后又折返广州,改由西江入桂,再出广西辗转逃到韶关乘车回湘。

    1942年秋初,徐柳仙夫妇携子女回到“婆家”攸县。当时攸县还算是抗战后方,抗敌后援气氛较浓。徐柳仙回湘不久,就积极参与各种慰劳、募捐义演等抗敌和救灾活动。那时攸县湘东戏院的舞台设备简陋,甚至只能在煤气灯下演唱,她毫不计较;没有乐队和琴师伴奏,她就拿出随身带回的唯一乐器——扬琴(柳仙也是自学成才的扬琴高手),自弹自唱。1944年6月,攸县也被日军攻陷。柳仙夫妇携带幼龄子女,颠沛流离,跋山涉水,粗茶淡食(战时攸县盐价与谷价的比率,曾涨到1∶120,即1斤食盐可换120斤或l石稻谷),含辛茹苦,先后迁徙、避难于沙陵陂、牛池湾、阳升观、凉江、芙蓉寨等地,过着她一生中从未尝过的、有时甚至是全靠借贷维持的山区农村的艰苦生活。然而她毫无怨言。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徐柳仙只身返港作短时逗留后仍折回攸县,在攸县住了两年。1947年柳仙夫妇一同去了香港,从此在香港定居下来,彼时,她仍由港穗歌坛争相约聘,还曾参加几部影片的拍摄。上世纪50年代,她正式粉墨登场,以文武小生誉满粤剧舞台,先后在越南、柬埔寨、澳门、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演出。最初,她和粤剧名家李少云、薛觉先合作,后来自组柳仙大剧团去南洋公演。她除演出一些粤剧传统剧目外,还把自己的名曲如《情泪种情花》、《梦觉红楼》等编成粤剧上演。以往在新加坡上演粤剧的惯例是必须每日更换剧目,唯有她主演的《再折长亭柳》一剧连续上演9场,仍然场场满座。演出地点遍及星洲各地,一连几个月台期,盛况不衰。

    后来,她又重返歌坛。1974年文荣林在港病故。翌年,她又在一次车祸中,折断了左手左脚,使她的精神和生活都受到不小的折腾。但她始终把粤曲当成是终生不渝的事业。伤愈之后,又和一些粤曲爱好者组织了“一庐曲艺研唱苑”,每周研讨粤曲艺术。在每年一次的演唱会上,她拄着手杖,迈步舞台,以嘹亮优美的“柳仙腔”,把人们带到了重温民族传统文化的意境中去。

    i983年12月,徐柳仙应广东省和广州市文化部门和粤剧曲艺界的邀请,率香港曲艺演出团回广州进行艺术交流。演出前后,广州的《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香港的《大公报》、《新晚报》、《明报》、《快报》等,对她在阔别了三十多年的羊城演出和收徒情形,除发布新闻、刊登小传之外,有的还载了专访、特写和巨幅照片。演出前,广州友谊剧院的三天坐票,竟在40分钟内抢购一空。她在给观众的信中,曾一再表示,当从振兴祖国传统文化为念。但自1984年下半年以来,她被病魔缠绕,以致广东有关部门数次相邀,均未能成行。不久,这位具有民族气节的“香港歌王”在港病逝。

(责任编辑:程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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