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越剧的开拓者 樊迪民先生自幼喜好戏剧(图)

2009年04月16日 13:47   来源:人民政协报   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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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迪民先生

 

    樊迪民,又名樊篱,浙江杭州人,1895年出生。樊迪民是吃正宗文昌饭的,他演戏、写戏、当记者、做文章样样在行,尤其是他对我国越剧事业的贡献,更是戏剧史上的重要一页。

    自幼喜好戏剧

    樊迪民在宗文中学读书之际,正是全国各地兴起了演文明戏的热潮,学校里也受到感染,他也被文明戏迷住了。他和几个同学也琢磨着排演文明戏,遭到当时的校长朱硕甫的反对,并大骂:“世家子弟去唱戏,不像话!”后来,樊迪民到法政学校就读,参加了“鹤声社”,一如既往地演文明戏,曾自编自导自演《好男儿》,随后又在《茶花女》中反串旦角,后因各方面的压力太大而无法继续演下去。1915年,樊迪民只身去上海谋求发展,这是他进入文明戏行列的起点。那时上海的“开明剧社”很有名,社长顾希林接纳了他。这个剧社后来改名为“进化团”,先后在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宜兴等地演出,合伙的人有郑正秋、陈大悲、史海啸、徐青樵等人。他们的这些戏剧活动,对于后来话剧的兴起和发展,影响很大。

    从1933年开始,樊迪民开始了记者生涯,被聘为天津《大公报》驻杭州记者,同时兼任杭州《浙民新报》社编辑。1935年4月,上海版《大公报》创刊,樊迪民任该报驻杭州办事处主任。之后他又到汉口《大公报》任编辑和战地记者。1938年夏,因其家属由杭州移居上海,他便辞掉《大公报》的职务来到了上海。

    “越剧”称谓诞生

    越剧原来是浙江嵊县农村的小戏班,也不叫“越剧”,称之为“越剧”只有近七十年的历史。

    “越剧”最早称“落地唱书”,又有称为“女子科班”,或“绍兴女子文戏”、“的笃班”、“草台班戏”、“小歌班”等。1939年,在上海演出的“女子文戏”有十多家,各戏班在海报以及报纸上的宣传,称谓不一。当时姚水娟聘樊迪民为“越吟舞台”的编导,樊开始思考把“绍兴女子文戏”确定一个统一的名称。樊迪民闲来常以读李白诗集自娱。李诗中有几首《越女词》,细品词意,李白对嵊县剡溪有着特殊的感情。在词中李白描写了越女美丽的容貌,也描写了剡溪的青山绿水,曾有“镜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新妆荡新波,光景两奇绝”的句子。樊迪民从这里得到启发,首先想到一个“越”字。同时,他又联想到绍兴是越王勾践生聚教训击败吴国的复兴基地,嵊县是绍属之一,如果把嵊县的“女子文戏”改称为“越剧”,既符合诗仙的意境,也适合抗日战争时代的要求。

    有一天,樊迪民和姚水娟等人去卡德门大戏院看场子,见到楼上、楼下约有千余个座位,大家都不免暗暗吃惊和喜悦。樊说:“责任可重大啊!”姚水娟不假思索地回答:“你我都有两只肩胛,泰山倒下来也要顶住它,有什么可怕呢?我就是要越唱越响,越唱越高,越唱越远。”她一下子连串了6个“越”宇,大大震动了樊迪民要为剧种正名的心灵。樊当即把要为剧种正名的设想向她提出和说明,姚水娟毫不犹豫地说:“我赞成改名,从明天起,海报和广告都改称‘越剧’。”第二天,樊迪民还给茹伯勋编的《戏剧报》写了介绍“越剧”一词的由来和意义的文章,告诸观众。自此以后,各报的“女子文戏”的广告便统称为“越剧”,“女子文戏”这个名词同“小歌班”、“的笃班”一样,成为了历史遗迹。“越剧”的称谓,由此诞生。

    为宣传“越剧”,樊迪民于1939年7月1日创办了《越讴》杂志,这是最早专门介绍、宣传越剧的刊物,共出了四期。他还编辑了我国第一本越剧演员专集《姚水娟专集》,并为《力报》开设“每日越剧”专栏,他撰写的《越剧漫谈》在专栏中连载,为宣传越剧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他在《越剧漫谈》连载中,对女子越剧有这样的描述:“这一从山乡僻壤的野草,移植过来,怒苗滋长居然开放出这样灿烂而又美丽的一朵花来,确是一个奇迹。同在这大都市间,竟和其他的游艺争逐对峙,而她的锋头,任何游艺都望尘莫及,已风靡了上海多少的人们,可见她的艺术,当然是能适合一般人的口味,才有这般了不得的成绩……按照最近的情况,班子是愈演愈多,地盘也日开日多,像这样发展下去,她的盛况,不知要到如何的程度?”

    献身越剧事业

    樊迪民是1938年7月经友人张星祯介绍结识姚水娟的,被姚聘为编剧。樊迪民拥有新式戏剧的知识,又有新闻界的人际关系,还具备了广告宣传的意识。他有过演艺实践,知道演员所受到的社会歧视和恶劣待遇,也知道在地方演出的辛苦。他出身良家子弟,对社会矛盾也有敏锐的感受。他做姚水娟的智囊,可以说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为姚水娟编写的第一个剧目是《花木兰代父从军》,从此以樊篱署名。花木兰女扮男装与异族抗争的故事,对于宣传提高抗战意识是有益的。在广告宣传中,明确写着“樊篱编剧,张子范导演”,这里包含有戏剧采用编导制的意图。这部戏剧不仅包含着社会问题,它在充分发挥姚水娟的魅力的同时,还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新闻的力量。

    樊迪民又陆续为姚水娟编写了《卧薪尝胆》(又名《范蠡与西施》)、《冯小青》、《天雨花》、《燕子笺》、《孔雀东南飞》、《杨乃武与小白菜》、《遗腹子》、《玉洁冰清》、《蒋老五殉情记》、《啼笑姻缘》等剧本,并获得了演出的成功。

    1941年夏,樊迪民与姚水娟分手,他到同乐戏院与商芳臣合作,编写了《秋海棠》,继而当了3年的九星大戏院经理,1944年底担任五洲药房广告部主任。

    新中国成立以后,樊迪民到宁波越剧二团当编导。1965年退休回杭州。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撰写了《姚水娟的艺术道路》一文,刊载于《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内,颇有史料价值。

    樊迪民是越剧第一个专职编剧,曾被称为越剧编剧的“四金刚”之首。他主张越剧要“适应时代和观众的需求”,变革传统因袭的陈旧东西。除编剧外,他还参与导演工作,利用从事文明戏时的经验以及话剧界、电影界一些朋友的关系,在舞台处理方面提出不少新的设想。在排演现代戏时,他亲自带演员去体验生活,力求表现生活的真实。

    樊迪民于1984年在杭州病逝,享年89岁。

(责任编辑:程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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