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说说铁道兵。在一年之前，1975年8月河南大水冲毁了京广线102公里。李先念同志要我去抢修，说马上要开广交会了，路不通还了得。那次也是向铁道兵求援，40多天抢通了。所以这次我说：还得请铁道兵支援我们，最好还用去年那个队伍。很快，他们就到了唐山，铁道兵的力量混编到铁道部的队伍里，统一作战。铁道兵政委吕正操同志是我们的老部长，他和司令员吴克华，还有几位副司令员都到我们指挥部去了，帮助我们解决抢修中遇到的问题。王震那时管铁道部，他是铁道兵的老领导，这铁道部和铁道兵就像是亲上加亲的事儿。”
“铁道兵和我们并肩作战。日夜连续苦战了十天，8月10日，京山、坨通两条线路恢复了通车。《人民日报》为此事在头版刊登了特大喜讯。我们在抢修‘三、七、十’通车中的那种拼命精神，在唐山抗震救灾的大潮中影响很大，成为了动员群众的行动口号。不少单位宣传‘三、七、十’的精神，副总理孙健同志、经委主任袁宝华同志到唐山检查工作时也讲到‘三、七、十’的事情。华国锋同志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还表扬了我。铁路通了，救灾物资运进了唐山，183列卫生专列，也将七万多名伤员运往周围各大城市。”
8月10日后
华国锋点将，解决煤炭荒
“总算大体有了个头绪了，这时国务院又通知我，让我回来接受新任务。实际上我也该回来，我实在是不行了，全身上下肿得很厉害。后来铁路卫生局的大夫看了后叫我立即回来治疗，他说我外边肿了，内脏也肿了，一旦肿到咽喉人就完了。在唐山那儿必须得喝酒，不喝酒的人，戴的口罩也得浸了酒，但我不行，因为我向来不抽烟不喝酒。还有一个，唐山那会儿没厕所，而且净是人，找个没人的地儿都不好找。后来我泻肚，上哪儿去？开着会，难受得程度可想而知。”
“回到北京，郭鲁同志找我说：‘运输情况极为不利，煤炭运输告急，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只有一天的煤了。国务院找我去了几次，他们要你回来解决，我也是这个意思。’我去了国务院，向中央和国务院做了抗震救灾抢通铁路情况的汇报。看到我病得已经变了形、脱了相了，汇报时有气无力，走路也非常吃力的样子，华国锋同志非常心痛地说：‘新的任务不说你也知道，但你一定要先看病。’”
“我住进了铁路总医院观察室(地震后病房里不能住人)，医生见到我也很惊讶，怎么病成这个样子？所有的药无效，只能给我打激素。医生说我是中毒了。直到现在，我老伴儿都不太清楚我当时的病况。那些日子，我和家里失去了所有联系——正事还忙不过来，哪儿还顾得上家呀。老伴是听人说才找到医院来的，我也是这时才知道：老伴儿带着孩子们就暂住在她工厂的自行车棚里。”
“打了几天激素，病情稍有稳定，就接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的通知，让我去国务院。他说：‘国锋同志很忙，他委派我和你说，全国缺煤炭情况极为严重，再这样下去要出大问题的。他想请你带病去解决铁路运输问题，解决煤炭告急的问题。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研究再三，解决煤炭告急的事情，确实再不能拖了，如再拖下去国民经济就要崩溃，你看怎么办？我看到你身体这种状况我不好再说什么了！’听谷牧同志讲完，我说：好吧，我去。”
“运输大同的煤炭牵涉九个铁路局，我马上离开医院，通知九个路局的领导在大同召开突击运煤炭现场会议。这会也很难开，每天没有2000个空车皮，大同的煤是拉不出来的。那时谁也不想多干，因为到处都乱了，干不了，方案很难落实。经过几天几夜耐心地做工作，九个路局的领导，终于一致同意做出了全路突击运煤炭的方案，而且会后果然兑现。”
“几天之后，10月6日这一天，揪出了‘四人帮’，铁路运输极为艰难的逆境时期结束了，一切事情都好办了。”
（责任编辑：单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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