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青年牟昌非在老家山东潍坊牟家院村办了5年戏剧节，但这个戏剧节依旧没有一个正式名字，就叫“乡村戏剧节”。

　　戏剧节一年办两届，今年中秋已经是第十一届了，这个节就是一个大杂烩：村民们来到村广场中央，咿咿呀呀地唱戏；大城市的戏剧团、舞剧团在麦田中、梨园里用话剧腔像模像样地表演。

　　牟昌非也考虑过在戏剧节前加个前缀，但还是推翻了这个想法，他说：“我们这个村子是最寻常的北方农村，加和不加地名，传播效果一样。”

　　牟家院村确实寻常，规格统一的平房沿着村里的主干道整齐排开，村里大部分时候只有老人和孩子在走动，年轻人都在城里生活，但“我们村有一个戏剧节”是村民统一的宣传语。

　　村里无论男女说起戏剧节时，口中会来回蹦出“即兴表演”“实验戏剧”“舞台效果”这些和农村生活无关的词汇。无论是推车蹒跚行走的老人，还是骑脚踏车驰骋在集市的小学生，都有可能是戏剧节的资深参与者，甚至演出过角色。

　　在这里，戏剧因为村民的参与被重新解读和创造，村民的创造力也因为戏剧不知不觉地被激发出来。

　　摇摆的戏剧节

　　“他们又来了！”牟家院村集市上的摊贩们打量着村里逛集的陌生人，交头接耳。

　　这是村里一次大集上的一幕，牟昌非原先计划，戏剧节在中秋的集上开幕，但雨淅淅沥沥下了好久，村里人几乎都没出门。

　　在集上走的大多是衣着光鲜、四处张望的外地演员和客人。卖油条的本村人莹莹最热情，她兴奋地拎来了一大袋油条要“送给演员吃”，往年这些演员的工作餐也都有她家的油条。

　　这次戏剧节的海报提前两三天才在村子里出现，分布地点很有限：牟昌非家大门对面刷了白漆的砖头墙上、隔壁几个挨着牟昌非家的邻居家——牟昌非担心海报贴到了远些的人家，别人会不乐意。

　　海报上也没有具体演出时间，只有个笼统的“几号上午节目”“几号下午节目”。村民们看戏，大多习惯从广播里知道具体时间和地点。往年戏剧节开始的前一天晚上，牟昌非都会去村里广播站用方言通知演出时间。但这次牟昌非没去广播站，因为没有了“广场上的节目”，对村民的吸引力也就丧失了一大半。

　　事发突然，就在戏剧节前一天，戏剧节“广场上的节目”因疫情防控原因，临时被叫停了，导致本村的观众和演员几乎都没来。其实这次来村里演出的外来戏剧团也少，戏剧节大部分日程都被北京来的艺术系大学生的实验项目填充了，其间还穿插了一场女童保护的讲座。

　　广场上演出的节目，一般都是传统的戏剧，比如京剧、吕剧，由村里的戏剧爱好者自发出演，一场戏下来，广场上乌泱泱有一两百号人看。这种搭台子唱戏的形式，最接近村民对戏剧的想象。与之相对应的，是村里任意场地比如田地间、梨园或者牟昌非家院子里的节目。这些节目大多是外来的剧团表演的，形式先锋甚至怪异，村民们就看个热闹，很少深度参与。“广场上和院子里的节目，其实是互相隔绝平行的两个世界。”一位从潍坊市区赶来的参加者王瀚铎说。

　　种粮大户牟敏三星光艺术团的十多个传统戏剧节目也被取消了。往年牟敏三组织附近村民演出，几乎承包了戏剧节近一半的节目。但在戏剧节第一天，牟敏三还是来牟昌非的院子里转悠了一圈，想问问是否有什么要帮忙的，他对戏剧节很眷恋。

　　牟家院村很多人描述起戏剧节来还带着兴奋。住在牟昌非家隔壁的牟海明记得2016年秋天那届戏剧节开幕时，他家门口私家车排着长队，浩浩荡荡排到了村口。“从来没见过村里那么多人，后来才知道昌非在村里办了个节。”牟海明说的是第二届戏剧节。那次牟昌非一位办企业的朋友提出要为戏剧节提供十几万元赞助，外地演出团队的路费有了保障，成都的、北京的、上海的戏剧团一下子拥了过来，媒体也都闻风而来，看这个在北方农村建起来的桃花源。

　　光是外地的演员就有一百多号人，家里住不下，牟昌非的母亲孙瑞芹就挨家挨户恳请村民安顿客人，她撂下两壶油就走了，邻居们就只好把客人接收下来。

　　第三届戏剧节朋友也承诺了赞助，那次牟昌非更大胆地向各地演出团队发出了邀请。但就在第三届戏剧节开始前一周，团队忽然收到消息，这次赞助方不能兑现已承诺的戏剧节赞助资金了。演员的路费落了空，牟昌非他们挨个儿向演出团队解释。之后几届戏剧节，没有了赞助，牟昌非家里就自掏腰包办。牟昌非家经济本就不宽裕，原来有个梨园种了500多棵梨树，但去年也因为利润太薄荒废了。

　　但牟昌非还是倾尽所能把戏剧节维持了下去，“如果我不办，那它就真的断了。”牟昌非说。

　　牟昌非的“身份”

　　村里人说起乡村戏剧节，总是用“春天那回”“秋天那回”来指代，戏剧节一年办两次，基本都会在一个节气开始，像春分、谷雨、清明，村民记起来容易。

　　这是牟昌非的设计，早几届戏剧节时他也会顾虑：完全按照农时，不考虑城市人的法定节假日，外面来的人会不会变少？自从回到村里居住后，他想明白了：农村的戏剧节，就该按照乡土逻辑来办。

　　牟昌非回乡之前，一直和老家若即若离。1986年出生的他，毕业于山东省内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本科院校服装设计系。毕业后他去了北京琉璃厂学装裱，又在家人的安排下回潍坊市区一家银行做了3年押钞员，后来他又在市里开了个篆刻工作室。回潍坊前，他十天半个月就会回村一趟，帮着村里七八十岁的老人拍些视频短片记录他们的人生。在了解了这些老人的过往后，他意识到其实很多老人也都有年轻时在大城市打拼的经历。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选择：他一步步升学离开农村，看似是走在人生的上升通道上，但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只有离开农村这一条路。

　　牟昌非坚定返乡的念头是在2015年秋天，他帮父亲回村卖梨。那年梨子滞销，往年收购梨子的人那年都没来，他只好和父亲开着三轮车挨个儿村子去卖梨。几天下来，父子俩也没找到销路，只好在邻村以“特价清仓”收场。

　　那一刻牟昌非被强行拉回到乡村生活的具体困境里，他发现自己和牟家院村的村民们“原来还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自己始终没有跳出和农村人一样的命运”。牟昌非决定回乡，办一个戏剧节就是他在家最想做的事。

　　其实这个乡村戏剧节的出发点本没太多具体目标和框架。2016年春天，牟昌非在自家梨园走着，梨树正开着花骨朵，他联想到梨园在古代就是戏曲班子的指代，村里人爱热闹、爱看大戏。如果把戏剧引入村里，把“梨园”引进梨园，应该比歌曲、舞蹈、绘画这些艺术形式更容易让当地人接受。在2016年第一届戏剧节举办时，来的人大多觉得“这只是一次以戏剧和农村为元素的朋友聚会”。

　　牟昌非在村里凭一己之力办节，他家究竟有没有从中获得利益，村里人议论纷纷。早几年村里还有个说法：“昌非家多找来一个演员，就会有1万元提成。”但也有村里人看了牟昌非家里简朴的样子后，知道他办节不易，悄悄留下100元就走了。

　　今年是牟昌非真正回到村里居住的第一年，他把原本在潍坊市区的篆刻工作室也搬回来了，以前他就是老家和潍坊市区两头跑，每届戏剧节开始前，他就在村里长住一段时间。

　　现在的工作室就是家中的两间平房，他把中间的墙打掉了。房间一侧是一面顶天立地的书架，书架下面是一个可以躺五六个人的榻榻米，遇到戏剧节一些小型室内演出，这就是演员的天然舞台。

　　牟昌非还打掉了屋顶的虚棚，让屋顶露出了原本的木板拼接结构，空间一下开阔了，但来看过的村里人包括牟昌非父母都觉得这样粗粝难看，毕竟虚棚本身就是为了让屋顶通过遮挡变得整齐好看。每年戏剧节城里来的客人却总是仰头驻足，赞叹不已。本村人和外来人看待戏剧节的态度，亦像他们看待这个屋顶一样微妙。

　　牟昌非城里来的朋友往往会忘记牟昌非的农村人身份，但牟昌非还是能从言语间敏感觉察到他们对乡村的不理解。比如一些城里客人听说村里60岁以上老人每月能补贴100元，他们就会习惯性地感慨一句：“100元已经很好了，以前农村都吃不上饭的。”

　　“其实我就是想借这个戏剧节形成一种互相观看，让城里的人看看真实的农村，也让村里人看看城市里的艺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这种城乡之间沟通交流的愿望多少有些理想色彩，大部分时候戏剧节上村民和外来客人的交流很有限。

　　农村和城市的观念差异在戏剧节那几天集中显现。有届戏剧节牟昌非想以“芜”为主题，有的演出场地就选在了村里废弃的田地、屋舍里，村党支部书记牟灵君觉得在这么破旧的地方表演，是在刻意暴露乡村建设不到位的地方。第八届戏剧节时，牟昌非组织了一群友人在一片废弃的樱桃园里分角色朗读契诃夫的剧本《樱桃园》，牟灵君忽然跑来阻止，他害怕“这个难看的角落”暴露了村里的问题。两人拉扯了好久，参加朗诵的人好不容易才把剧本读完了。

　　牟昌非既懂得城市人的思维，也懂得农村人的心思，这是他作为戏剧节组织者的优势。他有一个为戏剧节做传播的微信公众号，戏剧节开始前的公众号推文，他都会依次介绍村里的剧场：庙前剧场是村里的文化广场、集剧场就是集市、时间剧场指废弃民宅、角剧场其实就是村里的墓地。

　　在牟昌非不少来自大城市的朋友看来，他的身份就像是城市人对农村话语的翻译者。“我们去村里第一天，昌非领着我们在村里转悠，告诉我们轮作的玉米和小麦田、废弃的村屋、一大群留守老人。他是不自觉地向我们做文化输出的事，这些就是他在村里每天关心的。”上海来的年轻编剧、导演应照宜回忆他和牟昌非的第一次见面。

　　润物无声

　　戏剧节时，原本寂静的村里锣鼓喧天，一排排农房周围都热闹非凡。剧团表演着村民们看不懂的剧目。

　　村民对文化的创造力不知不觉被戏剧节激发。他们由一开始观看村外表演者演出先锋实验戏剧，发展到参与表演。早几年他们在广场上积极表演花哨歌舞、革命戏曲，类似村办春晚，粗糙原生态，但这是他们在接受有限外界信息后所做出的模仿。就像牟敏三说的：“以前我们就是演那些传统的戏剧，后来看了外面的演出，我们也开始排练一些和农民生活有关系的三句半、新戏。”

　　改变最先总是从身边的人开始的。无论戏剧节哪场活动，牟昌非的父亲——64岁的牟林庆总在人群中看得饶有兴致。每场活动结束，他都会主动在分享交流环节发言，说出自己的感受。

　　牟昌非的母亲孙瑞芹整日忙着给来参加戏剧节的人准备饭菜，很多节目她都来不及坐下来看，但孙瑞芹总把戏剧节的事看成天大的事。2017年戏剧节时，一位来村里拍纪录片的大学生从牟昌非家的果树上摘了一个石榴，孙瑞芹心疼地说：“这是唱戏时要用的，挂在树上好看。”于是她又拿红绳子把石榴绑回了树枝上。

　　牟昌非给她买了好几本乡村题材的自传体书和余秀华的诗集，看完这些书后，她忽然也想写自传了，她就在家里大开本的废旧挂历纸的背面空白处开始写作，一个月积累了好几沓手稿，“我当时一边写一边抹眼泪。”她说。

　　“其实我们的戏，也因为牟家院村的村民被重新解读和创造了。”应照宜回忆。在第七届戏剧节时，应照宜一行三人给村里带去了一个独角戏：戏里女孩的母亲去世后，在大城市出生长大的女孩回到母亲生活过的乡村。

　　演出对光照有特殊要求，团队三人打算在一片已经收割完的玉米地里临时搭出一个几平方米的演出棚。几个主创在敲木桩时，村里人看应照宜她们搭棚很不熟练，就忍不住也要帮忙。20多分钟的戏，村里村外人一起搭了大半天的戏台。演出在傍晚5点多时正式开始，天光柔和，从舞台四周望去都是绿油油的植物。演出棚就在一片空地中间，棚子四周杵着几个不是很直的木头桩子。演出棚一侧的窗户上放了色纸，光透过色纸在演员两边的脸上形成了明暗斑驳、割裂的效果，暗喻着城乡生活的割裂。

　　上百名村里人紧紧围成圈，凝视着台上。有村民甚至混淆了戏剧和现实。当女主角说道：我的妈妈在前不久去世了，人群里一位60多岁的本村老人忽然面露惋惜的神色，上前一步询问：“姑娘你妈妈走了吗？”那一刻，刚离开学校不久的应照宜好像找到了自己编剧生涯的起点。

　　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副秘书长、鼓楼西戏剧院副总李国杰从2018年陆续来了5次戏剧节。他说：“这个戏剧节就像是野草一样，自由散漫，也缺乏必要的功利目的，这也是难得之处。”

　　牟昌非把自己做的事类比20世纪30年代戏剧教育家熊佛西在河北定县农民中推广的话剧实验。他看到史料中写道：当时的舞台，利用村庄坡地二三亩，让观众后高前低，舞台在观众席最低处，观众演员上下无大间隔，两边有泄水通道，周围植树，同大自然浑然一体。当时北平、上海的戏剧家们都站在那个舞台上，表演为定县量身定制的科学短剧。后来经过培训，农民自己成立剧团演农民剧。定县的村民有史以来第一次自称为“有教育的人”，后来定县农民的戏剧实验迅速蔓延到周边的农庄。

　　牟昌非想放弃的时候，脑中就会浮现出一段经历：2017年，村里来了一个做即兴戏剧的团队，牟昌非带着他们走过村里一片荒芜的场地，场院中间有一棵树，他告诉他们自己童年时，村里人都会在那里祈雨。团队当即决定在一幕戏中全程还原农村祈雨的场面。在走访时，他们发现村中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还记得祈雨词，她用久远的唱腔哼唱了出来，团队把这段哼唱录了下来。演出现场，当这段祈雨的声音再次响起时，村里一些老人开始不自觉地跟着哼唱，渐渐声音越来越大，剧组用塑料薄膜模拟的雨声也越来越激烈……

　　这次戏剧节最后一天是中秋，正值大雨后第一天放晴。牟昌非正在朝村党支部书记牟灵君家走，他在为下一届戏剧节忧虑。忽然他回头发现那天的夕阳异常浑圆炙热，就像一个燃烧的火球。“啊，这是太阳！”牟昌非在太阳下落的十多秒里朝着落日方向不断狂奔惊呼，引得院子里的人都一起出来呐喊。那一刻，牟昌非家的院门口好像成了一个剧场舞台，这是第十一届乡村戏剧节的闭幕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