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王岳川:大国崛起 与文化创新

2019年02月18日 10:34    来源:泰州日报   

  王岳川 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师从文化大师季羡林,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兼任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等职务,是当代中国书法“文化书法”理论的创始人。

  当代世界对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中国面临多重挑战。美国文化、快餐文化,导致整个社会群体急功近利。欧洲文化整体复兴,德国、法国文化扩张更具有主动意识。当今中国,文化软实力还不硬。

  我辛辛苦苦花了近半年时间,研究英、法、德、意、西、俄六种文字著作翻译情况,在20世纪1900年到2000年,中华民族究竟翻译了多少?100680多册。我又做了一个反向研究,西方列强诸国,20世纪翻译了中华民族多少著作?800多部。新闻出版总署得出的结论跟我一样。文化赤字差了100倍,什么原因?中国和西方思想文化没有平等对话,西方对中华民族很隔膜,目前这种状况还在持续。

  西方通过全球化让世界变成“地球村”,中国崛起让西方霸权日益变小。新世纪中国文化战略的重要核心在于:发现东方,让文化“走出去”。我们必须注意国家形象在国际化语境上的“水桶定律”——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引申开来,任何一个国家文化的对外形象面临的共同问题,即构成国家形象、大国形象的各个部分往往优劣不齐,而劣势部分往往决定整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水平。

  大国形象包含四重形象:经济形象,政治形象,军事形象,文化形象。中国经济形象是辉煌的,政治形象正在赢得越来越多国家的信任,军事形象也正在崛起和获得认同,但是文化形象却处于不利之境。由于文化的低势位,使得中国因文化这块“短板”而很难在国际上成为精神所向的真正大国。可以说,大幅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建立中国文化战略话语,强化东方强国的文化软实力,迫在眉睫。

  文化是国家的生命线。因此,在近几年发表的著述中,我不断强调:文化软实力不仅表明了大国崛起的文化身份,而且关系到和平崛起的国家文化安全。大国经济方面崛起,首先应该文化崛起,应该坚定不移把自己的文化输出去。

  周边国家正在“去中国化”,日本废除汉字,现在剩下的为数不多。韩国更是连首都都由英语的“首尔”取代过去的“汉城”。新加坡国语是英语,说中国话并不受尊敬。越南废除汉字最彻底,全境几乎没有一个汉字,马来西亚、菲律宾同样如此。我们从唐朝开始的汉字文化圈,如今对外丧失了部分辐射能力。

  当前,西方霸权话语全球化和妖魔化中国的问题愈演愈烈,西方当代文化推行自我的方式,概而言之是“三片文明”和“三争文明”:欧洲现代文化有“三争文化战略”——个体之间是竞争,群体之间是斗争,国家之间是战争;美国后现代“三片文化战略”——大片、薯片和芯片。大片控制了我们视觉娱乐,薯片控制了我们的胃,芯片控制了我们的创造性和文化安全性。

  中国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是“三和文明”——家庭和睦,群体和谐,国际和平。在大国战略层出的新世纪,中国文化必得提出“三和文化战略”,中国“三和文明”应成为西方“三争文明”、“三片文明”的重要补充。中国文化战略应该是对西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文化的纠偏和启示。

  面对强大而对中国又颇多误解的西方,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他们,中国是与人为善的,中国人是富于智慧和温文尔雅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可以多元对话的平和文化。从古到今,中国崛起而且和平。

  第一,六百年前中国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大到可以天下第一,从首都——现在江苏南京出发,经过中国的南海进入印度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当时全世界不过三十多个国家,中国的舰队居然去了二十多个国家,2.8万将士,200多艘船,一共航行了7次,时间跨度28年。最大的主舰长161米,宽41米。这支称霸世界的海军,在海上航行了28年,却没有抓一个人,没有占领周边国家一寸土地,送过去的是水稻种植技术,是丝绸瓷器,甚至还有书法,拿回来的是长颈鹿,中国人最早的麒麟画的就是长颈鹿,认为是瑞兽。

  第二,中国的第一个皇帝叫秦始皇,他修的长城,显然不是用来进攻的,而是用来防御的。

  第三,从1950年到2010年,60年中间中国只打了两仗,抗美援朝和自卫反击,而美国打了二十场战争,中华民族不好战,于此可见一斑。

  第四,中国是一个有智慧的国家,老子曰: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为之。不能耀武扬威,不能穷兵黩武。而孙子兵法: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孔子更是讲“仁者爱人”。

  第五,中国是一个非常厚道的国家,强大而不称霸,所以我们称为“王”。“王”和“霸”是截然不一样的,是“怀远”、“仁”,所以北京有一个区叫“怀柔区”,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学者应重新体会“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经纬,真切地关注文化战争风云中的地缘政治文化,在国内学术界和国际文化领域寻求双重对话。只有重新张扬中国文化的当代创新力和新高度,才能在中西文化对话及文化互动中重塑中国文化的新形象。

  汉字为何不死?

  中国书法的功能

  中国书法有三大功能。

  第一,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民族的文字完整地传承下来,全世界绝无仅有。为什么中国的文字不死?因为有一门艺术一直在坚持守望它,这门艺术叫书法。

  第二,书法是最干净的艺术。书法是把传统、逐渐消失的古汉语的精粹传承到千家万户,坚持不懈,只写古汉语。

  在中国文化史上,书法的地位非常高。作为一个文化人,不仅将琴、棋、书、画看作把握人生的艺术技能,更是看成个体有限生命诗意生存中的高妙境界。隋唐以后的进士书法家可谓多矣:白居易、李绅、张九龄、颜真卿、柳公权、顾况、韩愈、杜牧、王维、李商隐、贺知章、王安石、司马光、朱熹、苏轼、范成大、范仲淹、欧阳修、秦观、黄庭坚、陆游、文天祥、董其昌、张居正、郑板桥、刘墉、林则徐、何绍基、刘熙载、曾国藩、张之洞等等。可谓人才济济,蔚为大观。

  第三,写书法者皆长寿。来看一下,中国的第一届中国书协主席舒童活了93岁,第二届书协主席启功也活了93岁,第三届中国书协主席沈鹏89,还健在。我的恩师季羡林,他活到100岁,寿终正寝。书法,让每天早上3点起床的季羡林先生能活到100。

  文化强国

  必须有核心价值

  文化强国必须有核心价值,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不可能从别人身上获得。即: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善美大雅;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立己达人;中国精神的关键范畴——中庸孝和。

  中国文化究竟是什么?中国文化主要由儒道释三家构成。儒家文化强调和谐之境,注重三纲八目:三纲——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目的是“治国”;道家强调的是妙道之境,目的是“治身”;佛家强调的是慈悲之境,目的是“治心”。

  儒道佛共同点是什么?一个字“善”。

  儒家,历史上分成四派,分成四个断代,第一代叫原始儒家,孔孟,甚至加上荀子,孔孟荀;第二代是汉儒,董仲舒,把它变成国家意识形态,第三代是宋明儒朱熹,王阳明等等,第四代是当代新儒家,冯友兰,唐君毅,木钟山,等等。这四家我尊崇第一家,原汁原味的儒家,而董仲舒的已经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已经变成了一种强制性的意识形态。宋明礼学更是变味,当代新儒家用黑格尔康德的哲学来改造儒家。

  孔子是原始儒家的代表,孔子千言万语,归纳成就是三点。

  第一点,关起门来,没有走出去的时候,你该怎么做?慎独,谨慎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孔子说有什么用呢?因为“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没有什么比隐藏看得更清楚,没有什么被微小的细节看得更清楚的了。

  第二点,打开门走出去该怎么做呢?“仁爱”的“仁”,他的解释是:仁者爱人。打开门走出去,看到第二个人,看到很多的人,你要去爱他们。

  第三点,天下大同。孔子是要求自己修身,所以他的弟子就变成了“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平天下,关键就是修身。

  道家,它做的一个功夫就是退后一步天地宽阔。陶渊明不善于种田,尽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那最终他颗粒无收,生个五个儿子都是傻瓜,居然堂堂当年一个县长,举着一个碗,沿街乞讨,请你翻开《陶渊明全集》,里边收了一首诗,诗名就叫做《乞食》,乞讨食品。我的另外一位老师、中央文史馆馆长袁行霈先生,写了一本《陶渊明研究》,坚持认为陶渊明晚年讨饭,死在黄尘滚滚的路上,道家“予人方便,予自己不方便”的信念可见一斑。

  佛家,弘一法师,临死前三天,他写了四个字,悲欣交集,慈悲为怀,众生平等。不管是儒家、道家、佛家,他们仁者爱人,予人宽怀和慈悲为怀,总体精神是一个“善”字。

  我认为,中国文化其实是一种人生哲学,代表中国文化的儒、道、佛三家,其实对应了人生的三个阶段:少年时代是刚健清新、积极进取的儒家;中年时代是养生退守、全身远祸的道家;老年时代是慈悲为怀、广爱众生的佛家。

  中国文化是一种重视个体修为的文化,是一种超越个人得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让天下太平”的文化,是一种“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文化。一个世纪以来将中国文化边缘化和妖魔化,如今应该重新体认中国文化了。

  中国应发出

  “和谐良善”的声音

  儒家怎么治国?想做儒家,要做好八个字: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道家治身。庄子,活了多少?84。所以今天有一句话叫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孔子活到73,庄子活到84。有人说孟子也是84,但是我宁肯把他理解为庄子——儒道两家。庄子的精神老师老子活了多少?司马迁写《老子传》发现这个人活了160岁。活得最长的是彭祖,活了多少?800岁。我专门去调查了一下,彭祖是黄帝,炎黄的黄帝时期的人,距今天4600岁,当年计年的方法和现在不一样,是春天一年,夏天一年,秋天一年,冬天一年,所以今天的一年等于当时的4年,所以他的800岁相当于今天的200岁,因为中国人总是喜欢有个虚岁,所以他活个170、180是可能的。

  佛家治心,治贪婪心,治功利心乃至于霸权之心。中国的名著《红楼梦》最后一首歌,叫做《终曲》,名字很有意思:《好了歌》,这个“好”就是过犹不及的好,就太好了,到顶了;“了”就是完蛋了。太好了就完蛋了。

  儒家让我们拿得起:“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要拿得起,“授命危难之时”;道家让我们放得下;佛家让我们想得开。

  儒家文献——儒藏,浩如烟海,怎么进入儒家?宋代的朱熹列了四本书:第一本叫《大学》,作者曾参。第二本叫《中庸》,作者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第三本是《论语》,第四本是《孟子》,后世对这四本书的先后排序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特点,《大学》总是四书之首。曾参,真不愧是孔子的二弟子,他的大弟子是颜回。这个二弟子忠于老师,把孔子的三大思想浓缩在这九个字当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九个字为什么是儒家的三大纲领?

  儒家精神强调“德”——“明明德”,中间的“明”是人之初性本善的小善,第一个“明”是动词,第二个“明”是形容词,动词就是把小善通过太学变成大善,就是我们生下来是小人,缺点很多,然后慢慢变成君子,从君子变成贤人,从贤人变成圣人,是一个永远没有完结的过程。

  儒家精神强调“亲民”。孔子说,关起门来该干嘛呢?修身;打开门该干什么呢?去爱别人。他的学生总结为:去爱我们的人民,爱我们的民众,亲民。这个“亲”有“提升”、“亲爱”的意思——我提高了,我们的人民也提高了。

  儒家精神强调“至善”。孔子的第三个重要观点是“大同”,他的弟子总结为“至善”,一样的:把我们的事业做到最好,尽善尽美,这就是大同。

  儒家精神强调“亲民”。“亲民”,宋代朱熹又解释为“新民”。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解释“新”:取木也。取木者,新之本义。在我看来,创新是对传统精神吸纳后的新发展,如果认为“新”就是完全否定传统,那是极端错误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研究当代存在哲学,他从古希腊中吸收很多精神元素,把古希腊很多词汇和很多思想当代化。所以“新民”不是反传统的无根之新,而是和人民一致起来提升显示的内在美好本性。

  儒家精神还有八个字:格致诚正,修齐治平。

  格物,了解事物的规律,并且尊重事物的规律,难不难?很难。致之,多多读书,诚意,不欺骗,不谎报,不给领导打假报告;正心,处理事情要有公心,要有法律之心。一颗红心为民众做事,没有私心了,才可以使天下太平。

  儒家精神重视“止”。止就是停下来吗?西方有一本书叫《停止的帝国》,开篇就说,中国人就是讲停下来,不思进取,保守,守旧,总是要回到历史上的某个什么上古去,错。

  甲骨文的“止”是一只脚,脚后跟,几个脚趾头,鲁迅先生的解释是对的,止,就是一只脚,不断地走,路是人走出来的,变化成道,最后理论总结变成大道。“道路”的“道”,它又是说话,又是大路,又是形而上的真理、道理。所以老子才说,道可道,非常道。

  朱熹解释说:止者,必至於是而不迁之意。举个例子,孟母三迁,孟子的母亲在儿子小的时候,第一次搬家住在城乡接合部,坟头上祭祀完,有些面点、甚至水果、肉食,孟子拿来就吃,白吃白喝;搬家到一个市场旁边,发现孟子又染上了一个毛病,斤斤计较,为蝇头小利跟小伙伴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搬到一个学校旁边,小孟子终于喊出了“我善吾浩然之气”,他终于变成了“亚善”。

  止,犹如一个铜板的两面,一面止于贪官污吏,止于悬崖勒马;另一面,要臻达最高的尽善尽美之境才能止,这就是一息尚存,奋斗不止。“止观”强调锲而不舍的追求——屈原上下求索,虽九死犹未悔;强调远大坚实的志向——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注重知其所止的分寸,如背上刺字“精忠报国”死于风波亭的岳飞,“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坚持切磋琢磨、流芳百世的王国维等。

  大国崛起需要

  大文化“守正创新”

  我的恩师季羡林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说了句所谓“错误”的话:“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一时间,几个大报整版批评他,一位教授公然在文章里说这位“留德十年”的理性主义者已变成一个算命先生。我问季老为什么要这么说?他说,我反对那种文化自卑主义、文化失败主义和文化不自信主义,所以我给中国崛起30年时间。时间正好过去30年,中国GDP从全世界第76名变成了第二位,这是了不起的进步,这其中文化功不可没。

  撒切尔夫人离去之前,在香港做了最后一次讲座,她讲演的结论是,中国不会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她没有说中国没有钱,也没有说中国没有武器,她说中国没有用来推进自己全力削弱西方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中国有钱了,充其量只能称为物质上的大国,在精神文化生产,创新输出上是一个无需重视的小国。撒切尔夫人从反面提醒我们,文化是多么重要。到了目前,中国形象在电影《2012》当中较为正面。

  在西方提出“去中国化”的时候,我们应该“再中国化”。我们既不能走狭隘的民族主义道路,也不能走抄袭西化的道路,只能在宽容中庸、立己达人中走以中国自身为主,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守正创新的文化强国之路。

  儒家经典《大学》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一定会成为中国文化核心价值当中一个可贵的资源和元素,如果否定这一点的话,我们走遍天涯海角也找不到所谓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元素。我们应该从世世代代坚持的和谐文化当中,去发现东方文化,输出并创新,“中华民族的和谐思想必将为人类所共享”。

  我提出十六个字:“发现东方、文化输出、守正创新、正大气象”!因为这个多变的世界,只有大文化才能定输赢,只有和谐才能使世界安宁。文明创新的意义就是大文明,坚持中国传统文化当代重建,重视天人合一,生态文明。

  要将文化软实力提高到国家安危的高度,大力发展地方文化。尤其我们江浙,要找到中国文化的细胞,从琴棋书画,衣食住行开始“中国东方化”的进程。这样我们的文学建筑,音乐、舞蹈、美术、雕塑、书法就不用再西方化了,我们可以有中国气派、中国美学,也有中国在国际影响当中的逐步提高和认同。

  西方正在向中国学习,英国提出慢生活主义,德国提出极简生活主义,美国正在拆除大坝,我们中华民族的中庸、平衡、绿色、生态、维护统一的精神一定会出现。总而言之,中国崛起将不是中国越来越像西方,而可能是西方世界开始吸收中国经验智慧。东方和谐和平文化精神可以遏制西方丛林法则的战争精神,用和谐文化减弱冲突文化的危害。

  最后以两句话来概括今天的讲座,就是:文化定输赢,和谐救人类。(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前不久,著名文化学者王岳川走进我市干部教育“名家讲坛”,以“大国崛起与文化创新”为主题作专题讲座。干部教育“名家讲坛”由泰州市委组织部、泰州市委党校共同举办。

  讲座上,王岳川以独特的视角,围绕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三大中国传统文化展开论述,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结合自身讲学见闻,王岳川向大家介绍了当今西方各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度。王岳川认为,儒家经典《大学》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一定会成为中国文化核心价值当中一个可贵的资源和元素,如果否定这一点的话,我们走遍天涯海角也找不到所谓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元素。我们应该从世世代代坚持的和谐文化当中去发现东方文化,输出并创新,“中华民族的和谐思想必将为人类所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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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林秀敏 )

北大教授王岳川:大国崛起 与文化创新

2019-02-18 10:34 来源:泰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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