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视角下的海派美术

2019年01月18日 08:23    来源:解放日报   

  不久前,由上海博物馆主办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隆重开幕。对董其昌的家乡与董其昌研究的重镇——上海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

  海派美术植根于江南文化。可以说,江南文化是海派文化的根基,而海派文化是近代上海对于江南文化的熔铸与升华。在江南文化的视角下,回溯、审视和研究海派美术的文脉与发展,对于海派美术乃至海派文化的继往开来、创新发展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

  谈到“海派美术”,其发端无疑源自“海上画派”,即指发生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一群活跃于上海地区的画家从事绘画创作的结果与风尚。

  “海上画派”的源流,其一便是深厚的江南文化传统与文脉。华亭画派、吴门画派、虞山画派、金陵画派、扬州画派等,对“海上画派”均产生过直接且深远的影响,董其昌就是华亭画派的代表人物。“海上画派”早期代表人物众多,如有“海派四杰”之称的虚谷、任伯年、吴昌硕、蒲华,有“沪上三熊”之称的任熊、朱熊、张熊,以及赵之谦、高邕、王礼、钱慧安等等。从艺术追求和风格特色来看,“海上画派”远承宋元以来的绘画传统,近取明清陈淳、徐渭、陈洪绶、八大山人、石涛和“扬州八怪”等诸家的艺术特色,同时又深受清代金石学的影响,在继承中国画传统的基础上,始终主动吸收中国民间艺术和西洋绘画技法的精髓,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不少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美术家如齐白石、徐悲鸿等,早年均受到过“海上画派”的深刻影响。

  “海上画派”的源流之二,便是上海独特的城市气质与文化包容性。随着开埠后商业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上海对包括艺术家在内的各类人才的集聚力也与日俱增,这造就了上海这座城市宽泛的视野与极强的包容性。“海上画派”的崛起与发展,可谓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使中国绘画从孤芳自赏的雅文化走向了世俗化、商业化,具备了现代意义上艺术市场化和大众化的特征。

  20世纪上半叶,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日益频繁的对外交流,中国的油画、水彩、漫画、连环画、新兴木刻等艺术样式相继发源于上海,使上海地区的美术样式得到极大的拓展,此时的“海派美术”概念不再局限于以“海上画派”为主要代表的传统中国画派别,而是突破画种限制、以地域概念为主的崭新文化概念与现象。从广义上讲,“海派”是指继承“海上画派”的文脉与精神,以上海及周边地区为主要创作和活动地域的艺术风格与艺术家集群。上海在成为我国近代工业文明的发祥地的同时,也成为中国近代美术的摇篮。

  新中国成立后,海派美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涌现了大量歌颂祖国建设和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这一阶段海派美术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初至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一阶段,在“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指导原则下,艺术家们深入农村、工厂、部队,创造了大量歌颂新中国和描绘工农兵题材的作品。比如,吴湖帆的中国画《庆祝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丰子恺的漫画《庆千秋》、颜文樑的油画《船台》、方增先的中国画《粒粒皆辛苦》、贺友直的连环画《山乡巨变》、钱大昕的宣传画《争取更大的丰收献给社会主义》等作品,在上海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历史时期涌现了贺天健、朱屺瞻、陆俨少、林风眠、刘海粟、关良、唐云、谢稚柳、张大壮、江寒汀、王个簃、陈佩秋、程十发、刘旦宅等一大批代表画家。

  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40年。此时,新中国成立后由美术院校培养起来的艺术家在上海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成为上海美术创作的中坚力量。改革开放以后,为了适应逐步开放的社会环境和日益变化的现代审美需求,上海美术界以广阔的视野和大胆的实践,形成了多元化的艺术风格。特别是自1986年起已成功举办了17届的“海平线绘画雕塑联展”、2001年开始举办的“上海美术大展”和上海设计艺术展、上海美术双年展等,都已经成为上海鼓励艺术创作、挖掘和发现优秀艺术家、推动上海美术队伍健康发展的重要平台。

  回望历史,海派美术始终与风起云涌的时代潮流相随相携。从外部因素来说,海派美术的形成、发展乃至繁荣,与上海开埠后的人才集聚和多元文化的融合、渗透有关,也与上海独特的近代工业文明和厚重的历史文脉息息相关。从内部因素来说,海派美术的发生、发展始终与海派艺术家创新求变的探索精神和追求艺术新境界的历史责任感紧密联系,这种内在的追求也造就了海派美术宏大的视野与包容的气度。

  (摘自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理论研究室李磊在“上海海派美术发展论坛”上的演讲)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进入文化产业频道>>>>>

(责任编辑: 林秀敏 )

江南文化视角下的海派美术

2019-01-18 08:23 来源:解放日报
查看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