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化解考古发掘与文物收藏的“尴尬”

　　11月19日，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和公众考古学中心主办的考古发掘出土遗存的保护与管理研讨会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召开，来自河南博物院、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就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的保护、研究、展示和传承展开了交流和探讨。

　　完善法律法规

　　考古发掘出土文物是沟通古今的重要一手资料，是研究和还原历史的直接物证。多年以来，我国众多考古发掘项目不断开展，无数珍贵文物不断出土，其蕴含的多方面价值逐渐显现。

　　发掘出土的文物该如何保护与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在考古发掘完成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提交结项报告，3年内提交考古发掘报告，此后6个月内移交出土文物归国有博物馆、图书馆或其他国有收藏单位收藏。然而在实际操作层面，这些规定难以落实。“考古发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何况在目前配合繁重的基建工程任务的情况下，很少有考古发掘报告能在3年内整理完成。若研究不到位就仓促移交文物，势必会对考古整体研究带来影响。”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说。“再者，考古发掘出土文物数以千万，很多都是残片，是否都要移交出去？若移交，收藏单位是否有条件全部接纳？”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孔祥星进一步指出。

　　操作层面的困难导致收藏单位库藏长期得不到充实，进一步使得出土文物展示利用状况堪忧。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与博物馆学教授、湖南里耶秦简博物馆名誉馆长潘守永介绍，从2002年至今，里耶古城1号井出土了3.74万枚秦简，随后当地决定建设博物馆，对秦简进行展示利用。“博物馆投资2亿元，占地3.8万平方米，展厅面积近1万平方米。然而目前，博物馆仅展示了400多枚秦简，其余3.7万枚都在湖南省考古所，其研究整理工作的完成时间遥遥无期，全方位的展示利用更是无从谈起。”潘守永说。

　　文物保护法还规定，国有文物收藏单位还可以通过文物行政部门指定保管或调拨方式取得文物。“怎么调拨无具体规定，比如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历史上的三次文物调拨，两次是中央决策，一次是通过师生关系协商借调。”孔祥星认为，发掘出土文物的管理、利用，法律都有明确规定，但缺乏详细操作规则和流程。“要做踏踏实实的调查研究，切实搞明白实际操作中面临的问题，再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让出土文物的保护、研究、展示工作落到实处。”孔祥星说。

　　均衡利益分配

　　“考古发掘是博物馆藏品的重要来源，博物馆是考古研究成果的良好展示平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公共考古中心执行主任王涛认为。按理来说，考古发掘单位与文物收藏单位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对于目前“尴尬”的情状，马萧林认为，法律法规实施细则的缺失是一方面，而其根本问题是利益能否均衡分配。

　　“考古所和博物馆的工作重心、方式方法等均不同，其诉求自然也不同。考古所从事多年考古发掘工作，文物的修复、保护、研究需要花很大精力。出土文物归考古所，进行考古学研究时比较方便，而且开展展览的时候，也可以以考古所而不是收藏单位的名义展出。”马萧林说，对于收藏单位来说，比如博物馆策划展出文物，展品的数量、级别也决定着博物馆经费的划拨。

　　针对马萧林提到的考古学研究的问题，潘守永从发掘单位的角度进一步指出：“考古所同时也是研究单位，在文物移交收藏单位之后，收藏单位未必会按照利于考古研究的方式保管文物，如果遗址的出土情况被打乱，对于考古研究来说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

　　鉴于目前南京市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单位将发掘研究与展览展示功能集于一身的成功示范，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范军建议，不妨从体制上进一步理顺，把博物馆和考古所合并，发掘、研究、展示工作的开展会更加顺利。

　　“相较于文物的归属权，目前更应该抛开利益，让出土文物‘不求所有，但求所用’。”马萧林说，发掘单位可以与收藏单位合作举办展览，收藏单位之间也可以加强交流，合作推出展览，让出土文物“活”起来，发挥其该有的作用。

　　活化现有文物资源

　　首都博物馆原副馆长、北京市博物馆学会秘书长崔学谙认为，收藏单位文物库房得不到充实的情况确实存在，同时也应该看到，不少收藏单位的很多文物长期闲置在库房。因此，充分利用现有存量、活化现有文物资源也是目前收藏单位应该着重解决的问题。

　　“文物应该得到深入研究，这不仅包括在其进入博物馆之前，专业考古人员对其历史价值、文化内涵的全面研究，还包括其进入博物馆之后，从藏品变成展品所需要的研究过程，即专业人员用利于观众的接受方式将其转化为博物馆特有的语言，阐释给观众，发挥其社教功能。”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物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钱益汇认为，在让文物“活”起来的呈现方式方面，很多博物馆做的工作还不够。

　　钱益汇认为，博物馆藏品阐释能力的缺失，反映的是博物馆人才缺乏的困境。“很多文物的展示工作，是不懂博物馆和展览的人在开展。因此，加强博物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就尤其重要。高质量人才的培养与利用，才是博物馆文化建设的关键。”钱益汇说。

　　“同时，要重视文物数字化和博物馆数字化的建设。这可以推进考古工地记录的准确性，也可以把文物以数字化的方式利用起来，多方面诠释出土文物的内涵，让公众对其历史文化价值有更鲜活生动的认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博物馆馆长袁广阔认为，博物馆建设还有必要与其他国家加强交流，学习、借鉴优秀经验，更好地构建我国的公共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