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一群在幕后默默奉献的电影人

2018年06月25日 08:19    来源:解放日报   

  他们是一群在幕后默默奉献的电影人:胶片修复师,常年在散发着酸味的房间里,让老电影拂去岁月的尘埃重现大银幕;电影字幕翻译员,绞尽脑汁遣词造句,助力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海报美工师,一笔一画地描绘出镜头里的精彩瞬间……他们用一双双粗糙却温暖的手,捧出了银幕上的光影璀璨。让我们走近他们,倾听他们的心声——

  字幕翻译员: 中国电影走出去,不能输在字幕

  本报记者 吴桐

  为了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谢晋经典电影回顾展”,张国辉在5月一口气翻译了三部谢晋导演的影片:《芙蓉镇》《牧马人》和《女篮五号》,顺带还修改校对了《天云山传奇》。除了吃饭、睡觉、送女儿上学,他几乎所有时间都坐在书桌前对着电脑,不时埋首于厚厚的词典中,只为寻找一个合适的字眼。

  张国辉是“80后”,从香港中文大学翻译学硕士毕业后,他来到上海海事大学任教,并开设了“影视翻译”课程。2016年,他放弃教职成了自由职业者,专注于影视翻译。迄今,他已翻译完成了400多集电视剧、10多部电影的字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电影节和海外市场,但字幕翻译往往十分“粗暴”,翻译人员整体专业水平也不尽如人意。张国辉希望能用自己的专业能力搭建起中国电影进军世界的桥梁。他说:“中国电影走出去,不能输在字幕上。”

  每个角色

  都要“说自己的话”

  字幕翻译是一项寂寞的工作,张国辉却乐在其中。在他看来,一句对白可以译成无数个版本,关键在于选择最适合的版本。他享受这种选择的可能性,也愿意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比起“直译”,张国辉更倾向于“意译”。他认为,形式和词汇不是重点,意思才是。《芙蓉镇》里,桂桂有一句对白:“你不要以为我是老鼠胆子”。张国辉翻译时,用“野鸭子”代替了“老鼠”。因为在英语中,“野鸭子”才是“胆小懦弱”的象征。张国辉坚持:字幕翻译不是要把外国观众拉进中文语境,而是将中国电影中的信息准确“归化”到目标观众习惯的表达中,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影片的内容。

  字幕翻译有一条重要的准则是“简要”。一句精炼的中文,翻成英文容易冗长,屏幕上放不下,观众看着也累。还有一条准则是“口语化”,尽量避免大词和复句。在翻译《芙蓉镇》中李国香舅舅的对白时,张国辉却打破了这些准则,长句、复句和大词都用上了,因为这恰好能表现角色身为县委书记的“架子”和“官腔”。他说,无论角色大小,翻译谁就得像谁,每个角色都要“说自己的话”。除了保留角色的个性和语气,他还十分注重“潜台词”。《芙蓉镇》里有不少潜台词,极大地增加了翻译的难度,但张国辉喜欢这样的挑战:“我必须花更多时间去理解,更加谨慎地去翻译。不能少一点,也不能多一点。”

  比起《芙蓉镇》,《牧马人》和《女篮五号》翻译起来相对容易,但张国辉也丝毫不敢马虎。《牧马人》里有一段《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对译者的文学素养要求很高,需要字斟句酌。还有《女篮五号》里女孩儿们唱的 《青春闪光》,用词要漂亮,又要注意韵脚,十分费功夫。

  不给钱也愿意做的事

  张国辉在河南长大,从初中到高中,他总是戴着耳机,总是在听英文电影录音,还能模仿得惟妙惟肖。一盘《泰坦尼克号》录音磁带,被他翻来覆去听坏了。考进北京外国语大学以后,他最喜欢的一门课是《看电影学英语》。他喜欢模仿电影里的角色说话,还因此上过央视《希望英语》栏目,为电影《音乐之声》里的“上校”配音。其实,他的心里一直有个当演员的梦想。

  2006年进入上海海事大学任教后,他发现,要找到好的影视翻译案例,是一件无比困难的事。虽然网上有许多活跃的“字幕组”,民间也不乏高手。但他们几乎都是将外国影片翻译成中文字幕。专注于把中国电影翻译成英文字幕的专业人才少之又少。事实上,要培养一个好的影视翻译人才,同样难上加难。除了要掌握众多翻译技巧,海外生活经历、跨文化视野都很重要。

  当然,业界也曾涌现一些有名的字幕译者,比如澳大利亚人贾佩琳(Linda Jaivin)。张艺谋的《活着》、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王家卫的《一代宗师》等电影的英文字幕都是由她操刀。不过,张国辉认为,将中国电影字幕翻译成英文,外国人不一定有优势。“英文好当然重要,但还要有能力原汁原味呈现中国文化、准确传递中文台词的深层含义。”

  放弃大学教职投身字幕翻译,工作时间和收入都变得很不稳定,张国辉却义无反顾。此前,曾有不知名的导演联系他,想请他为一部小成本影片翻译字幕。他的态度是如果片子好,自己又有余力,他愿意相助——即使没有金钱的回报。他说:“有人告诉我,如果有一件事不给钱你也愿意做,那就是你的事业了。”虽然字幕翻译员身在幕后,但张国辉知道,这是他“最能发光的舞台”。

  胶片修复师:与时间赛跑

  本报记者 张熠

  每到上海国际电影节,老电影的数字修复总是个热门话题。在今年的展映片单中,黄蜀芹执导的《画魂》以及谢晋导演的 《芙蓉镇》《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大李小李和老李》《舞台姐妹》《红色娘子军》 等多部影片均完成了2K或4K修复,重新在大银幕上与观众见面。

  经典电影历久弥新,而拂去尘埃的正是隐于幕后的电影修复师。6月16日晚的金爵盛典上,上海电影技术厂胶片物理修复师胡玉娥第一次走到台前,让无数影迷了解、知悉电影的修复工作。

  物理修复

  是细致的手上功夫

  胶片电影的修复分物理修复与数字修复两大步骤。

  静安区宝通路449号,装满胶片的蛇皮袋子一摞摞堆叠在走廊两侧,小心地从狭窄的走道穿行而过,便来到了上技厂的物理修复室。

  存放已久的老胶片散发着酸味,胡玉娥早就习以为常,“盖子打开,有一种刺鼻的味道,就像扑过来袭击我们似的”。为了去除酸味,每个物理修复师的工作台都安装了抽油烟机。上世纪80年代,胡玉娥进入上技厂工作,亲历了大量印制拷贝的黄金时代。“90年代开始,拷贝量萎缩。到2012年左右,胶片少了,物理修复随之上线。”2016年10月,上技厂关闭最后一条胶片生产线,洗印机器就此沉默。而胶片时代的工作人员摇身一变,成为留住老电影的修复师。

  物理修复是细致的手上功夫。封存在盒子中的老胶片,随着时间的侵蚀,会逐渐收缩、发霉、破损,影响影片成像。修复时,需要先用清洁工具手工清除尘埃、去除霉点、修理斑点和断裂的齿孔,并用标准的牵引片取代坏的牵引片。此外,也常用超声波洁片机处理一些胶片上的缺陷。在修复过程中,物理修复是基础,更需要分外细致。胡玉娥举例:“如果胶片上的齿孔有问题,放到这里就断片了,还会影响后续的扫描质量及数字修复。”

  一个一个齿孔修复,耗费的时间、精力难以计数。胡玉娥的团队总共只有4人,这是目前上海从事胶片物理修复工作的总人数。已有1200多部胶片电影完成物理修复及数字扫描工作。

  “80后”“90后”

  接力数字修复

  物理修复结束后,胡玉娥便将接力棒交到“80后”“90后”年轻数字修复师手中。数字化扫描、去除脏点脏斑、调色、修复声音,数字修复的目的在于“修旧如旧”,令画面质感与几十年前如出一辙。

  2007年,“80后”数字修复师胡勍勍来到上技厂工作。他进过录音棚,也从事过洗印、电影放映、鉴定等工作,最终因“块头”太大,被“赶”出了暗房。2012年,厂里成立数字修复部门,胡勍勍等年轻一代被委以影片修复的重任。“我参与修复的第一部影片是1988年上映的《一夜歌星》,足足修了三遍。”他回忆,当时购买的修复软件全靠修复师自己摸索,扫描、修复、调色全无经验,就连修复的标准也无从参照。“修完第一遍,好像焦点没调好。第二遍,颜色与原版有差异。于是继续返工,第三遍才终于完成。”

  一本10分钟的拷贝,约15000帧,数字修复师需要逐帧修复,有时候一个镜头要忙两三天。“最大的问题是脏点、脏斑,还有闪烁、抖动、扭曲变形等。有些只是局部的,有些是整片的波浪线,当所有问题都集中在一个镜头时,你面对的简直就是地狱。”胡勍勍说,“补完后,大屏幕上看一遍,有问题了,重新来一遍,不停地循环,直到修复完美。”22岁的修复师沈超说:“修复就像打扫房间一样,得把老电影胶片打扫得干干净净。”

  限于资金,购买的软件数量有限,12人的数字修复小组常年轮班倒:6人上早班,6人上晚班。胡勍勍说,数字修复工作很枯燥,因此留不住人,5年前一起进数字修复部门的同事,如今只剩下两个人。不过,他也坦言,每一次修复都有惊喜,“从50年代的片子到现在,从黑白到彩色,就像看历史书,你看到电影技术发展的踪迹”。

  目前,上技厂已修复200多部胶片电影,平均每年可精致修复10部至15部影片。问起影片修复的最大困难,大家的回答几乎一致:难在原底素材的保存。“修复的素材选择,最好用原底或翻正,放了几十遍、几百遍的拷贝,几乎没有一部可以修复。”上技厂厂长陈冠平说,车墩片库里,有原底的影片为数不多,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胶片还在不停地老化、扭曲、变形,“现在看来,800多部上影厂的片子里,我们能修复的可能不足一半”。话语中不无遗憾。

  又是一年一度的电影节,看着《舞台姐妹》 等老电影焕然一新地呈现在银幕上,胡玉娥道出了修复师的心声:“电影记载着历史和社会变迁,胶片中凝聚着老艺术家们对艺术的追求,能让电影以崭新的面貌再度与观众见面,我们很自豪。”

  海报美工师: 把爱好变成职业,我很快乐

  本报记者 钟菡

  在登上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舞台后的第二天凌晨,原上海曹杨电影院美工师李树德默默发了一条朋友圈消息,“昨天星光灿烂,我只是天际划过的一颗流星,今朝太阳升起,平凡的一天继续……”三天时间里,李树德和他的同伴“躲”在上海大剧院后台,为上海电影节赶出了巨幅手绘海报《碟中谍3》。海报揭晓的那一刻,全场掌声雷鸣,这个为上海画了近千幅海报的人,也由此一“站”成名。但他始终觉得,自己只是上海电影辉煌背后的小人物,是一名普通的电影工作者。“画画和看电影是我的爱好,能把爱好变成职业,我很快乐。”

  三天完成巨幅海报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的半个月前,李树德接到电话,对方邀请他为电影节绘制一幅海报,并在金爵盛典现场亮相。李树德一口应下。为了保证这幅6.1米宽、3.66米高的海报能够安全推上舞台,最终,绘制地点直接定在了上海大剧院后台,也就是金爵盛典的举办地。

  板子搭起来,麻烦却来了。后台灯光太暗,这样上颜色,再推到亮光下,容易产生较大的色差。李树德便要求增加打灯,但时明时暗的灯光打到人身上,会有影子投在画面上,对创作造成不小的干扰。李树德的一只眼睛在前年视网膜脱落,就在这样忽明忽暗的灯光下,他爬上爬下,从早上9点画到晚上9点,硬是用三天完成了原本要五六天才能完成的巨幅海报。

  “必须在彩排前一天完成”,这是李树德给自己定下的目标。上海大剧院早上8点半开门,他每天7点从家里出发,到大剧院门口等开门。那几天正是后台最喧闹的时候,几十号人进进出出,走过李树德的画,总停下来看看、问问。李树德一边画,一边还要分神答话,甚至接受采访。“对我来说时间相当紧张,我把所有事情都推掉,只想着能早一点画好、调整好,尽可能完美地呈现给观众。”

  担心直播时发生突发状况,海报原作最后未能推上舞台,而是采用大屏幕显示的方式亮相。站在舞台上,李树德感受到身后大屏幕一亮,观众“哗”的一声开始鼓掌。激动之余,他的心里还有一丝小小的遗憾:“如果能把海报原作推上来,效果一定更震撼。”

  画出上海的速度高度

  “虽然手绘海报已经淡出了观众视线,但它为电影留下了一个暖暖的话题。”在金爵盛典的舞台上,李树德说的这句话是经过反复思量的。距离上一次手绘电影海报展将近隔了20年,他还记得那场展览像一次告别的聚会,手绘海报就这样止步于新世纪的门槛前。

  手绘海报真正的原作很难留下,它们被糨糊糊在墙上,没法完整地揭下来,每次都会被新的海报所覆盖,再珍爱的作品也难以留存。于是,李树德每画一张海报,都会先拍下来,让它们连同回忆一起留在相册里。

  2016年,李树德带着一批影院老美工重绘经典电影海报,并举办“红色记忆”手绘电影海报展。“我们重新看片,用现在的眼光和理解重新绘制。尽管我们年纪都大了,手指没有以前灵活,画出来的不如照片逼真,写的字也不像电脑字体那么精准,但融在海报里的工匠精神和手绘温度依然能感染观众。”

  这次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创作的海报,也是对电影的一次全新诠释。海报内容几经调整,到最后才确定为《碟中谍3》,因为这部好莱坞电影在上海取景,包含了大量的上海元素。画前,李树德设计了很多方案,“电影海报有基本要素和特点,比如要有主角的形象,考虑明星效应。同时,电影的基本讯息都要在上面有所反映。文字、图像的组合,色彩对比关系、主次构成等,都要动脑筋。”海报上,观众先看到什么,后看到什么,会形成不同的广告效应,背后都有绘制人员的巧妙构思在里面。而构思的前提是对电影有了解,尽管《碟中谍3》以前看过,为了这次创作,李树德又看了两遍。拍《碟中谍3》时,上海还只有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这次李树德特意将环球金融中心和上海中心都画了进去,“这些建筑彰显了上海发展的速度和高度,我画的是现在的上海,要让上海的魅力在海报上全面显示出来。”

  李树德常常还会想起手绘海报曾经有过的辉煌和荣耀。那是改革开放初期,那时每个电影院都有会画、会写的美工,所有电影院门口都贴着大幅的手绘海报,吸引观众进电影院观影。“我把大部分心血都献给手绘海报事业,我知道它不可能回归,但它可以以另一种形式再呈现出来。上海国际电影节把手绘海报重新拉回观众的视线中,是对过去的回望,也是对电影的尊重。我很欣慰能再为电影事业、为电影海报做点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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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林秀敏 )

他们是一群在幕后默默奉献的电影人

2018-06-25 08:19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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