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图书馆有关的那些事儿

2018年04月23日 08:30    来源:解放日报   

  进入二十一世纪,图书馆界最时髦的术语是“创新”和“转型”。那么,在电子阅读盛行的年 代里,图书馆还能做些什么呢? 视觉中国 图

  今天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读书日”,又称“世界图书和版权日”。自2000多年前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诞生以来,图书馆就成了人类阅读和知识积累的重要场所。

  古代中国到底有没有公共图书馆?中国近现代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缘何与“蚂蚁”有关?随着无纸化的兴起,未来图书馆将往哪儿去?世界读书日,我们来聊聊和图书馆有关的那些事儿。

  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公共图书馆

  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出现在公元前约25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而在中国,许多人认为古代中国是没有图书馆的,一些研究中国图书馆史的学者甚至论断:“由于文化为统治阶级所垄断,图书文献被视为私有珍品,不仅私人藏书 ‘书不出阁’,就连国家藏书也被皇帝视为 ‘退朝以自娱’的东西,据为皇室所有。”

  那么,中国社会在“西方思想文化冲击”之前真的没有公共图书馆吗?或者说,传统中国的藏书楼真的缺乏公共性、开放性吗?

  如果我们去检索古代藏书家的史料,不难找到开放的私人藏书楼。试举几例:

  北宋初的胡仲尧,“累世同居,至数百口。构学舍于华林山别墅,聚书数万卷,设厨廪以延四方游学之士。”(《宋史·孝义传》)

  南宋最负盛名的出版商陈起(陈宗之),也建有藏书楼“芸居楼”,藏书达数万卷。“芸居楼”的藏书是对文人圈开放的,有诗云“案上书堆满,多应借得归。”

  辛弃疾的 《归朝欢·寄题三山郑元英巢经楼》词序也提到一位叫郑元英的藏书家,他的藏书楼叫“巢经楼”,“楼之侧有尚友斋,欲借书者就斋中取读,书不借出”。

  这些例子都表明宋代不乏供外人借阅的私人藏书楼,只不过有的藏书楼允许图书外借,有的藏书楼不可以外借。

  有人说“书不借出”显示了传统藏书楼与图书馆的差别,但其实西方的图书馆也同样有过“书不外借”的时期,“欧洲古代图书馆长期用铁链将图书拴住,直至18世纪末期图书馆铁链拴书才逐步成为历史”。即便到了19世纪,晚清人王韬见到的伦敦大英图书馆,也是“男女观书者,日有百数十人,晨入暮归,书任检读,惟不令携出”。

  因此可以认为,宋代中国已经产生了具有公共功能的图书馆。虽然宋代的图书馆无论数量、藏书规模,还是开放性与公共性,都不可与现代的图书馆相提并论,但显然,从传统藏书楼到现代图书馆并不是“南辕北辙的两条道路”,而是图书馆的开放性与公共性不断扩展的过程。

  “蚂蚁”建起图书馆

  无条件向公众开放

  常德图书馆、文华公书林、古越藏书楼、江南图书馆、湖北图书馆……我国近现代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是哪家?一直以来,说法甚多。而在这众多的“候选者”中却有一家十分特别,它诞生于上海,是我国最早无条件将全部藏书公之于社会大众的图书馆之一,还和“蚂蚁”有关。

  1927年上海“四一二”事变后,革命转入低潮,有追求的青年人对现实深感不满,不甘消沉。这年夏天,共产党员许德良创办了《青年之友》周刊。1930年12月,许德良、沙千里、李伯龙等人决定以原有的《青年之友》社员为基础,成立蚁社。之所以用蚁社命名,是因为他们认为蚂蚁虽小,但是为了共同利益能团结一致,不惜牺牲自己,与对方拼死斗争。“蚂蚁精神”就是“用团体的力爱,严峻的纪律,艰苦奋斗向着目标前进”。

  蚂蚁图书馆是蚁社下成立最早的一个部门,起初只有两书架书籍,仅在社员间流通交换。后来,蚁社接受了一位女士的赠书,成员们认为这些书不能由少数人享受,应该向社会大众开放。

  1932年8月,蚂蚁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这是我国最早无条件将全部藏书公之于社会大众的图书馆之一。为了让买不起和买不到书的青年能看到书,蚂蚁图书馆实行一不收手续费,二不要保证金,三不要介绍人的“三不主义”,还赠送每期编印的图书目录,出借被禁或贵重的书籍。借阅人可以到图书馆中借书,也可以邮借(自付邮资);可以个人借,也可集体借。这样的借阅办法,创新了大众图书服务的新形式。随着借阅者的增多,还在沪东和沪西两个工厂区成立了分馆。常到图书馆借书的人数每月有四五千之多,对传播革命思想、宣传抗日救国起到一定作用。

  蚂蚁图书馆的书籍,由社友在每年一次的征书运动中捐助,以社会科学与文艺书籍为重点。经过几年的征书活动,藏书逐年增加至2万册左右。上海沦陷后,这些图书先转移至中华业余图书馆,后转藏到益友社图书馆继续为读者服务,解放后转赠给上海工人文化宫图书馆。

  无纸化兴起未来图书馆什么样

  进入二十一世纪,图书馆界最时髦的术语是“创新”和“转型”。

  2013年,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无纸化公共图书馆系统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投入使用。该馆没有任何纸质图书的馆藏,相反,它提供电子阅读器和电子书,读者足不出户就能够完成借阅。

  其实,图书与非图书化之争从十九世纪末就已开始。188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第一所图书馆学院的杜威认为,图书馆应该致力于提供最好的文献服务;而有人则认为图书馆必须参与社会改良活动,这种观点在公共图书馆馆员中尤为突出。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不过至少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图书馆还是无法实现无纸化的。

  那么,在电子阅读盛行的年代里,图书馆还能做些什么呢?

  首先是图书馆服务的泛在化,即用户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可以获得图书馆的服务,甚至用户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时就已经获得了服务。比较典型的案例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它通过公共集成服务平台,将数字化文献资源和网络化信息服务推送到科研现场,使科研人员在实验室、办公室、野外场站和家里都能随时随地获取所需的信息。

  其次,未来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都可以在网上进行,不论大馆小馆,在云环境下都将连为一体,各自分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另一方面,图书馆有了参与数字出版的条件。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不只是信息资源生命周期中处于下游的提供信息的机构,还将成为重要的信息资源数字出版机构。

  最后是图书馆功能的智慧化。随着移动终端和穿戴设备的普及,以及各类信息感知技术、增强现实和大数据分析的采用,图书馆服务的智能化水平将大幅提高。

  “智慧图书馆”的要义是书书相连、书人相连、人人相连。它与传统图书馆的根本性区别就在于它的个性化服务和智能交互能力,未来的智能图书馆更像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有应答的朋友。比如上海图书馆推出的手机APP,当读者经过阅览室时,阅览室会主动与读者打招呼;APP将会弹出提示,在地图上显示所在楼层和所处的阅览室位置;读者还能在手机上快速定位所在的书架位置等。

  无论怎么发展,图书馆的主要功能仍然是积累和传播文化知识,提供优质的图书信息服务。

  (本文综合自《世界文化》、腾讯·大家、东方网、凤凰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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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林秀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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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3 08:30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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