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港台经典流行歌经久不衰 百年之路有何秘诀

2017年01月12日 08:34    来源: 北京日报    

  原标题:台湾香港的“百年乐府” 

  近年来翻唱港台经典流行歌的风尚愈发强劲,我们不妨顺便梳理一下这半个多世纪的财富,以便怀旧怀得更内行些。

  台湾和香港的流行歌发源于上个世纪的上海艺术与商业歌曲。作曲家姚敏、周蓝萍、王福龄、翁清溪、刘家昌、顾嘉辉等人,或本人就是活跃于上海歌坛的作曲家,到达台湾香港之后,依然从事电影、电视剧等的音乐创作,或者师承上海的音乐教育体系,学习到许多先进的、高超与全面的音乐作曲手法; 他们与李泰祥、杨弦等人一起,率先在香港与台湾的电影电视剧主题歌、插曲等创作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创作出《绿岛小夜曲》(作曲:周兰萍)、《云河》(作曲:刘家昌)、《万水千山总是情》(作曲:顾嘉辉)等大量优秀经典作品。而《春风吻上我的脸》、《站在高岗上》、《情人的眼泪》等至今仍被众多歌手翻唱的经典之作都出自姚敏之手。台湾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的“校园民歌”运动,则直接催生了一批优秀的唱作人:如叶佳修、侯德健、罗大佑、李宗盛、梁弘志、李子恒等等,他们在校园民歌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多的人文因素,使得歌曲创作走出校园,拥有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听众群体;而香港因为城市文化的发达,歌曲更加借助于电视剧的传播而走进千家万户。

  从作曲技法来看,台湾和香港的流行歌曲创作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基础上更为丰富。吉他成为创作的主要乐器(相对以钢琴为主要创作乐器的艺术歌曲而言),在旋律进行、演唱难度(歌曲的演唱音域基本在一个八度内,少数在两个八度内创作完成)、发声吐字的口语化特质、注重爵士鼓的编曲方式、主音与节奏吉他的竞奏衬托、键盘乐器作为主奏乐器的运用,都给流行音乐在台湾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启迪。而罗大佑对摇滚音乐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更是使他的作品成为台湾香港歌坛一枝独秀的现象。他的歌曲总是带有反讽、批判、控诉的意味,这在《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鹿港小镇》、《现象七十二变》、《未来的主人翁》等作品中均有所呈现,拓展了中国歌曲的创作空间,启发了后来无数年轻人的创作,可谓是具有标志性的歌曲创作者。

  与台湾略有不同的是:香港流行音乐因为都市化程度更为明显,而呈现出不同的景色: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流行音乐以许冠杰为代表的“草根”口语化歌词和旋律,深受美国乡村民谣的影响;而八十年代的香港流行音乐,大量借助日本流行歌曲的旋律,采取“拿来主义”的填词创作方式,生产了大量流行歌曲;而借助电影特别是电视剧的发展,香港八十年代的创作几乎是电影电视剧主题歌与插曲的天下。进入九十年代,则因为唱片公司的推波助澜,香港出现了以明星为中心的创作模式:许冠杰、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张学友、刘德华、黎明等人演唱的歌曲深入人心,填词人以及作曲家如黄霑、顾嘉辉、卢国沾、许冠杰、林夕等渐渐被大众熟悉。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台湾歌坛,歌手兼创作者的现象依然勃兴:王杰、童安格、郑智化、黄舒骏直到后期的周杰伦,都是歌手兼曲作者的角色,他们的创作,在个性化的旋律、知识人的人文特质、生长经历的不同表述、音乐手法的时代特征上面都有鲜明的印记,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黄舒骏《恋爱症候群》、《改变——1995年》等歌曲时而是娓娓道来的民谣风,时而又是写实性很强的“史诗”,在歌坛可谓独树一帜。而台湾的唱片公司在创作人才的资源上也可谓是百花齐放英雄不问出处:既有毕业于专业音乐院校的李泰祥、梁弘志、陈志远、涂惠源等人的加盟,也有自学成才的李宗盛、小虫、袁惟仁等优秀的制作人。九十年代后香港歌坛的大量创作人才,一方面来源于留学回来的音乐人才,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出身乐队的成员,基本上是乐队演奏——幕后制作——歌曲创作这个路径,当中的梁翘柏等人至今仍活跃于两岸三地流行乐坛。因创作手法的不同,香港歌坛也培养出大批填词人才,他们来自广告、编剧、大学教师等等不同行业。

  进入二十一世纪,欧美流行音乐与台湾香港的融合更为明显,R&B在歌坛的大放异彩就是最明显的果实:台湾的小虫、庾澄庆、周杰伦、陶喆、王力宏、严爵,香港的杜德伟、方大同都是其中的翘楚,创作出《苏三说》、《月亮代表谁的心》、《爱在西元前》、《可爱女人》、《公转自转》、《花田错》、《爱就是咖喱》等大量中西合璧的优秀华语节奏布鲁斯歌曲。尤其是周杰伦和陶喆的作品,以“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理念和手法,在歌曲中融入了中国乐器、传统戏曲、五声调式、历史人物、传统器物、侠骨柔情等大量“中国”元素,开创出“中国风”意境的R&B曲风,成为一代青少年模仿与追捧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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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