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节点处的文化反思 失去的1913

2013年03月20日 07:00    来源: 中国文化报     卞恒沁

  今年是公元2013年。百年前的1913年,辛亥革命的硝烟刚刚散去,新生的中华民国踉踉跄跄地走进了第二个年头。海内竟无王,半凶还半吉。中国历史的逻辑并未因为共和政体的引入就焕然一新。古老斑驳的专制时代的权力机器继续轰然作响。虽然注入了几滴共和精神的润滑油,但似乎终究无济于事。登上新的时代舞台的政治家们在共和国初立的法制之下邯郸学步,却难以抹去专制政治灌输的权力逻辑。1913年,民国二年,中国陆续发生了几起事件,既是对共和政体之未来的宣告,也仿佛是在昭示我们族群难以言喻的历史宿命。

  辛亥革命与其说是对清末立宪运动的仓促打断,毋宁说是以暴力为这场运动的路径开辟了新的可能。此时期从士绅蜕变而来,自清末以来即汲汲于宪政的知识分子是不可忽视的。他们籍贯相异,经历分殊,虽然于宪政所见略同,但思想主张却各自呈现出不同的风味。譬如湖南的杨度,师从一代名儒王闿运,深受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浸淫,继而负笈东洋,目睹日本之强盛,而将其因归于宪政,进而直截了当以宪政为“求治之具”,工具主义的急切心情跃然纸上;江苏的状元公张謇,深受江苏学人纯粹学术探讨的学风影响,对宪政之内涵与要件挖掘甚深,其“实业救国”的主张,不仅是单纯的富国所需,更涉及作为宪政前提的社会经济伦理,对宪政的社会基础可谓初窥门径;广东出身昔日以公车上书名扬天下的梁启超,思想气质洋溢着岭南学派的浪漫主义情怀,多以儒学传统比附泰西文物,致力于东西的会通,并为西学东渐寻找话语上的合法性。

  几位经历迥异的建国元勋,若干思想分殊、文人相轻的法家拂士,构成了新生共和国的精英阶层。这样一个内在分化的阶层要确立宪政,一要打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你死我活的历史魔咒,找到新的权力斗争和权力分享相结合的游戏规则;二要彼此保持对底线的敬畏和对自我的节制。这种转变靠制度,更依赖文化。

  彼时对这种状况最清醒的,似乎倒是被目为白面书生的“议会迷”宋教仁。宋对议会政治的追求,不仅是共和宪政构建的题中之义,更是对传统权力斗争的零和逻辑的釜底抽薪。议会政治将“上疆场彼此弯弓月”的残酷权斗化作议会中唇枪舌剑的文明博弈,不啻于使中国政治文明生态焕然一新的改造。然而议会政治不是一个人的演出,而是多方心有灵犀的互动。而后者非但不得,反而致宋自身于死地。宋的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本人即将履新内阁阁揆之际,于1913年3月20日,遇刺于上海火车站,两日后伤重而逝。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真凶虽扑朔迷离,但无论真凶是谁,宋的殉难都是一场颇具宿命意味的献祭。杀死宋教仁的真凶,乃是专制官僚和绿林豪杰的传统政治逻辑与“持公与私以平,纳君与民以轨”的现代法治逻辑的内在冲突。而这场冲突终于以前者取胜。中华命运之多舛,缘来有自。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旋被镇压。袁世凯与国民党公开决裂。经此一役,中国政治和平变革的希望终告破灭。中国历史已从清帝逊位的光荣革命,回到了武力争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老路。被袁称为“旷代逸才”的杨度可谓是大乱的预见者之一,但他开出的药方却牛头不对马嘴——恢复帝制。其理由是共和制易引起人的争位之心,而君主的合法性由传统保证,有利于消弭纷争。由强人践帝位,定分止争,尔后再推进宪政,完成君主立宪。杨度的计划,其实是借君主的神圣光环为“无用之用”,接续统治者的合法性。但他的错误在于,一来袁世凯得位之正,来自于《清帝逊位诏书》这一权力移交契约,而“共和立宪政体”乃是这一契约中明文规定的要件。袁的复辟,乃是对契约的公然违反,也是对自身合法性的否定。二来中国史上异姓革命频繁,且屡屡以野蛮征服文明,草根颠覆贵族,“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君主哪里还有什么神圣可言。三来“二次革命”中北洋军南下,在地方发芽生根,已是尾大不掉。如冯国璋在南京俨然自成体系。袁世凯对属下的控制已然松弛,以至于要靠袁克定编练模范军,加以制衡。袁的帝制自为使他们升格为民国大总统的希望破灭,甚至可能要对太子袁克定俯首帖耳。北洋军离心离德,袁世凯的发家资本就此丧尽,焉能不亡。

  杨度理想的失败固然可归因于文人政治家的天真,但他在这段歇斯底里的历史时期登场,注定是时代的殉葬品。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言,近代乃是中国新旧交替的“历史三峡”,从这段三峡中驶过的人物,其个人命运都不免沾染了悲剧的宿命色彩。而所谓“旧”,其文化意义何在?

  笔者以为,中国文化是世俗性的文化,缺乏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因而中国政治家容易沦为世俗权力异化下的附属物,而缺乏仰望星空的人文关怀。历史以及个体命运通过各种各样的风景展示自身,多少人感之叹之,或不知不可而为之,或知其不可而为之,或抽身避世,或出离生死,或继续创世神迹而推动世界进入目前的人类世界(科技文明)。中国的政治家们却往往离了权力便不能活,眼光只限于世俗生活的蜗牛角上,石火光中,难免堕入我执,着了魔障。

  1913年,是一个失去的历史节点,但这却又是历史的必然宿命。既知中国政治文明变革之根本在于文化演变,而后者又如此艰难,在制度改造上,恐怕就不得不努力揭去若干意识形态标签,告别宏大的思想实验,而付诸老成谋国的实干精神。笔者看来,最好的政治改革并非顶层设计的疾风骤雨般的突变,而是一处处具体制度上的细节改进,最终由涓流汇而成汪洋。这个过程应当如同文艺复兴一样,无人知道它从何时开始,也无人知道哪里是它的尽头。这个过程不应成就哗众取宠的公众英雄,而应伴随着无数孜孜不倦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们不疾不徐薪火相传的努力,而这一切都需要对我们的历史与文化的回眸,辅之以对各国文明的兼收博采,以造就真正理性、清醒,而又饱含人文温情的国民。

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进入文化产业频道>>>>>

(责任编辑: 刘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