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曲艺团走过六十年 三代演员团聚,畅叙曲艺情怀

2012年11月26日 11:42   来源:北京日报   贾同军

  11月22日晚,北京市曲艺团成立六十周年专场演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图为著名演员种玉杰、王玉兰表演京韵大鼓《闹江州》。

著名相声演员李金斗为演唱西河大鼓的老艺术家马增蕙调整话筒。

  晚会上,梁厚民(左一)、马玉萍(中)和陈涌泉(右一)三位老演员获得“卓越贡献奖”。

演出现场,老中青三代演员欢聚一堂。

姜昆等相声演员表演群口相声《如此开发》。

青年演员表演鼓曲联唱《群星璀璨》。

  最红火时,一天演八场,观众计时收费,两分钱听10分钟;惨淡时,依靠政府补贴的“周末演出计划”、“文艺星火工程”拿演出费……今昔对比,走过60年历程的北京市曲艺团,见证了曲艺这门传统艺术的辉煌与没落。然而不管境况如何,曲艺人心中的那份热爱和坚守未曾改变。

  上周末,北京市曲艺团老中青三代曲艺人围坐一桌,畅谈曲艺,共叙情怀,有自豪,有遗憾,有不舍,更有对未来的无限期冀。

  辉煌

  “巡演一圈就赚几万块钱回来”

  要说曲艺的辉煌岁月,82岁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陈涌泉、78岁的河南坠子表演艺术家马玉萍、71岁的快板书表演艺术家梁厚民最有发言权。

  “辉煌的时候,那是很辉煌的!先说我本人,作品《奇袭白虎团》受到全国观众喜爱。我曾是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中唯一的演员代表。当年主席的追悼大会,我就在天安门城楼上。还有,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最后一次国庆招待会我参加了。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我参加了……”说起往事,梁厚民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他记得,曲艺团最红火时,全国巡演转一圈就赚几万块钱回来,“每年我们曲艺团是往市文化局交钱,我们挣的钱很多哩!‘文革’期间,全国的曲艺团都解散了,唯独北京市曲艺团没被解散。当时我们是全国最大的一个曲艺团,有一百多号人,曲艺品种也是最全的。我们的相声,最兴旺的时候,一天同时演三台相声大会,这是国内其它任何一个曲艺团都办不到的。”

  马玉萍是1955年参加北京市曲艺团的。她说:“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沈阳演出,人家都说是‘十八罗汉闹沈阳’。一个月的演出,场场客满。我们到哪儿去演出,都是当地省委、省文化厅的人到车站接我们。那会儿我们每天都有新节目,而且节目质量非常高,曲艺团的知名度、影响力真是不得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有!”

  文艺轻骑兵

  说新唱新,紧跟社会热点

  老一代曲艺人中,马玉萍最敬佩的是“琴书泰斗”关学曾,因为他将曲艺的“轻骑兵”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我们曲艺团的演出,几十年都是讲究说新唱新,关学曾是代表人物,走到哪儿唱到哪儿。他特别勤奋,上台演出,下台写作品,什么时候看他都是在创作,这一点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其实,我们当时的演出受欢迎,也主要是由于曲艺发挥了尖兵作用,来得快,反应快,能够及时把好的事传达给观众,我们那会儿就经常宣传劳动模范,观众爱听,效果比作政治报告还要好。应该说,每一个时期曲艺团都是紧跟时代的,没落伍,有什么事情来了,电台录音准有我们曲艺团的节目。”马玉萍说。她记得有一次去电台录音,“当时把我叫去也不跟我说要现场写词,结果到了那儿要求几分钟就要写出词……我就是这样给锻炼出来的。再比如北京精神的‘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八个字,我发动徒弟们写词儿,我就唱,效果非常好。”说着,她唱了起来。

  作为关学曾的弟子,北京琴书演员王树才对曲艺的“轻骑兵”作用也体会很深。“就说今年北京‘7·21’之后,我跟着市领导去房山。到那儿之后,领导说你写一下抗洪英雄李方洪吧。我两天没睡觉,写完了改,改完了写,然后发给市委宣传部。得到的回复说不错,问我三天之后演出背得下词吗?我说放心吧!”

  老艺术家

  体验生活,恪守“传帮带”

  曲艺受百姓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贴近生活、贴近百姓,而曲艺演员要想抓住观众,更是离不开生活这个大课堂。

  “我们那会儿都得下基层,上工厂、农村体验生活,这对我们的创作是很有帮助的。现在这个也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你不体验群众生活你就不成。”马玉萍最难忘的,是和同伴们一起到大兴插队,跟老乡同吃同住:“那时候写词,写出来的东西,唱起来那就是不一样,群众也喜欢,他们觉得你熟悉他们的生活。没有生活你就写不出来。文艺家还是要深入生活的。”她还记得有一次演一位老石匠,真就上山去跟石匠学习抡大锤,“到了舞台上我演起来很自如,心里很有底,不紧张。所以说,有生活跟没生活就不一样。过去讲究一切创造围绕体验生活,这一点我觉得是不会改变的。”

  老一辈曲艺表演艺术家们身上的闪光点还有很多,比如对徒弟的毫无保留,对“传帮带”兢兢业业的恪守。这一点,年轻的京韵大鼓演员李想最有发言权:“曲艺其实隔行不隔山,很多老师对我们都是言传身教,像张蕴华老师,那会儿给我们排单弦联唱,一字一句、一丝不苟地教我们,旋律、字眼,还有形体动作,都抠得很细。我是来自天津的演员,表演时更多注重唱,在形体上会忽略一些。我到北京之后,团里的老师们就经常给我补这些方面。像我到张蕴华老师家去学表演课的时候,我站着,张老师一定也是站着。我一堂课上一个半小时,她就陪我足足站一个多小时,亲自示范,先表演给你看,真的非常辛苦。”

  创新

  从上海滑稽剧到相声剧

  任何一门艺术的发展都不能墨守成规,而应推陈出新。北京市曲艺团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做出过很多创新的探索。

  “当时曲艺团有一个创作组,力量还是很强的,写说的,写唱的,都有。也出现了不少好作品,比如相声《牵牛记》,这是全国第一个反映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陈涌泉言语中透着自豪。再有一个,就是化妆相声,这是北京市曲艺团首创的。陈涌泉的思绪回到了自己年轻时:“我们当时派两个人到上海滑稽剧团取经,在那呆了一两个月,学习人家的创作方法和表演经验,带回来一些本子,经过改编与再创作,我们推出了《两个理发员》、《如此恋爱》,演出以后大火,场场客满。除了在北京,我们从北京一直‘杀’到广东,沿途完全客满……这是我们终身难忘的。”

  北京市曲艺团还曾率先推出相声剧。陈涌泉记得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曲艺团到江南演出,在扬州碰到了上海滑稽剧团,他们当时在演一部戏《侬看像谁》,“正好他们请我们去看,看完以后我们就感觉这个节目要是我们自己演,搞成相声剧,完全可以。跟领导一商量,领导说可以。我们考虑到什么呢?北方人喜欢看喜剧,南方的滑稽戏因为受语言限制,北方人听不懂,如果要用北方话给改编成相声剧,那么北方人完全可以接受。最终,这个作品经过排练,很快就推上台了,很受欢迎,前后演了200场呢!”

  中生代

  清贫中的执着坚守

  如果说老一代曲艺人见证了北京市曲艺团的辉煌,那么中青年曲艺演员经历更多的可能是曲艺在当下的艰难求生。

  梅花大鼓表演艺术家王玉兰1972年进团,至今已经40年过去,而明年一月份她就将退休了。“辉煌过去了,现在曲艺团什么样?低潮。不过特别高兴的是政府说要扶持曲艺了。其实,我们这些人坚守在这个岗位上非常辛苦。我们没有办法,不是我们自己不努力,我们真的是非常清贫地坚守在这块阵地上。”她不禁有些动情:“干一行爱一行。我们也没有别的可干,只能在这坚守。我非常爱这个团。说到上农村演出,你们可能不知道有多苦,夏天,大太阳底下,一片树荫都没有,我们就在空地上演。虽然苦,我们还都是特别希望下乡演出,参加‘周末演出计划’、‘文艺星火工程’,因为我们团体制改革了,不演出就没有饭吃。”

  怀有同样心情的还有王树才。他说:“我们确实爱这份职业!说大了,如果我不唱北京琴书了,心里有愧,因为我是北京琴书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而且是唯一的,也是国内唯一的北京琴书职业演员;说小了,论感情,我要不唱了,对不起关学曾先生对我这么多年的培养。守土有责。守住本土文化,我就把我这块阵地守住了,我跟我们先生学会了几十段活儿,我先继承下来,将来我把这点东西传给我的学生、徒弟,希望有一个良好的继承,再有一个良好的发展。”

  希望

  “80后”曲艺人的追求

  出生于1984年的天津女孩李想,是团里年龄最小的演员。她从11岁开始学习京韵大鼓,师从“骆派”京韵大鼓的创建者骆玉笙,后来考入位于天津的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再后来赶上已经20年没有招生的北京市曲艺团招生,经过层层考试、选拔进入这个团。

  早前儿周围朋友听闻李想是唱大鼓的,都不敢相信。“有的人还以为我是敲鼓的呢!有时候解释起来费劲,我就干脆说自己是搞声乐的,民族声乐!”她呵呵一笑:“后来我介绍时就搬出电视剧《四世同堂》,里面的主题曲《重整河山待后生》就是我老师骆玉笙唱的,然后我再一点一点给朋友们讲曲艺的知识,慢慢的,他们对京韵大鼓之类的都有了一定了解,并不自觉地向更多人传播。”

  李想说,她一度也曾想过放弃曲艺,觉得曲艺没人听了,但不知怎么的,有一天她突然为自己从事的这门艺术感到自豪,甚至觉得自己有点儿高尚。“上世纪60年代那会儿,人们的生活娱乐方式相对简单,多数人喜欢听收音机,所以曲艺发展得很好。后来,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很多元了,曲艺便慢慢开始没落了,但庆幸的是,依然有很多人在坚守,前辈们,还有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正在努力传承着这门传统艺术。我没有辜负自己身上的担子!”

  建言献策

  希望有固定演出剧场

  “现在我们处在这个环境,没有剧场,也没有钱,节目练完了也没地儿演,怎么办?所以还是请你们呼吁一下,曲艺应该有自己的剧场。”座谈会上,王玉兰诚恳地对媒体记者们说。这一点也说到了在座各位的心坎儿里。

  在大家伙儿看来,现如今曲艺之所以衰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演出场所缺失。“想当初,曲艺演出的园子不少,都红火过。比如老长安戏院,那是演曲艺的地儿,老长安戏院对过有个西单剧场,也是演曲艺的,还有吉祥戏院,现在都没了。”梁厚民回忆说。

  新晋加盟北京市曲艺团的相声演员何云伟,心里也为这个问题着急:“像梅兰芳大剧院,那是国家京剧院的演出场所,长安大戏院是北京京剧院的演出场所,而中国评剧院也有中国评剧大舞台,唯独我们曲艺团没有一个固定演出地点。以前咱们北京电视台还有说演弹唱节目,能播几段大鼓;天津曾有个《鱼龙百戏》节目也能演曲艺;中央电视台曾有《曲苑杂坛》……这些现在都没有了,曲艺的阵地越来越小了。我们特别希望未来有固定的演出剧场,我们多排练一些好节目,我想咱们的老百姓还是需要曲艺的。”

  与新艺术形式嫁接

  “其实相声是曲艺团里面众多曲艺品种当中的一个,也是近几年来比较受观众关注的一个,因为它在电视等现代媒体以及大型活动上露面的机会要多一些,而其它曲种就不同了。”相声演员李菁说。在他的印象中,过去骆玉笙京韵大鼓唱得好,但她被全国观众所熟知则是在电视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曲《重整河山待后生》推出以后;关学曾的北京琴书,也是在电影《有话好好说》里面使用了以后,才被极大地普及;还有,冯小刚的电影《没完没了》里面用了几句梁厚民先生的《奇袭白虎团》。冯小刚导演就喜欢评书,他是梁先生的粉丝。“现如今,曲艺就是没有这种展示的机会了,如果能够与现代传播媒介,或者大家熟悉的一些艺术品种,比如电视剧、电影嫁接,就能扩大曲艺的影响力。”

  李菁说,他与何云伟有一个设想,试图用相声带一带其它曲艺曲种,正所谓举办一些“花场”,一场演出七个节目中,有四段相声,其它三个是其它种类的曲艺节目。“曲艺传播需要平台,我们老在小剧场里这么演,也带动不了更广大的观众,如果说真正能够让它良性运转起来,还得去争取更大的平台、更广的传播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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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晓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