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苏厚在海南是个“大官”，他曾先后担任海南农垦总局局长、海南省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2003年退下来后，他和老伴双双还乡当“农民”。他的家乡是出了名的贫困乡镇，当地人传说着一句话：嫁女不嫁松梅村。退居乡里，陈苏厚却比当副省长时还要忙。3年后，这句话变成：嫁女就嫁松梅村。(12月28日新华网)
毫无悬念，这则信息因极具卖点而成为新闻，当事人的选择因不落俗套而引起热议。让人可以预计的是，坊间对陈苏厚的褒奖，大都不吝赞美之词，绝少攻讦乃至质疑之语。这可以理解，相比于其他高官一旦致仕，不是谋图虚职就是措身教席，不是颐养天年就是寄情著述。回家当农民，其象征意义以及实质作用确实值得大书特书。
但是，陈苏厚回乡当农民有其来由。陈苏厚曾写了一本书《我与农民》，书的开篇第一节写的就是“我也是农民”。幼年时，他即熟稔了犁田、耕田、收割、插秧等农活，对农民的酸甜苦辣深有体会。这使我想到了张保庆——敢于直言的教育部原副部长，他也是农民出身，退休后的选择也是回到民间组织。这种不忘本的朴素情怀，与其说是回归不如说是一以贯之地坚持。从农民出身到身居高位再到返乡当农民，因为民本意识不变，这种圆形的人生轨迹便是一种理所当然。
遗憾的是，遍览周遭，农民这个名词被涂抹得光怪陆离，有时甚至被异化为贬义词。某些自以为血统纯正的市民，动辄以“你真农民”作为骂人的口头禅；某些官员东窗事发，为求免于刑法，竟标榜“愿回家做个农民”；还有的官员尽管是正宗农民出身，一旦仕途通达，最忌讳的就是被提及出身农民的背景。在这种情形下，一些农家子弟寒窗苦读的动力，往往就是为了尽快洗刷掉农民身份的胎记。于是，官员和农民的角色定位如此扭曲：官是官、民是民，官员哪能重返农民？
确实，在位的官员罕有中途卸任、欣欣然回到乡野做一介农夫。即便是正常退休，他们也乐于发挥余热，继续留在城市里献计献策。多年以来，这似乎约定俗成，形成了一种惯例。当然，官员退休，何去何从，原本无可厚非，但是某些沿袭已久的惯例并非都无懈可击。日前，卸职的赵启正选择任职人民大学，遭受媒体质疑：为卸任高官开辟从教的“绿色通道”，弊端多多。正因为如此，不恋栈、不忘本，并且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陈苏厚，因其非比寻常的举动，自然会受到非比寻常的赞誉。
陈苏厚的返乡，在目前来说仅是个例。如果当官员卸任回乡当农民成为常态，对于农民地位的提升将不无裨益。而且惟有如此，世人才会对这种回归农民之举，以平常心视之。陈苏厚一人的力量，使一个村庄脱贫致富，这远远不够。日后，如果有无数个陈苏厚慨然返乡当农民，我们再欢呼也不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