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应当去找一位老师，当时应该可以找得到的。我有一位住在对面的邻居，他过来教导我。他是潮州人，他的华语带有潮州腔调。如果我要学习，我是很认真的，我一定要学准确的发音，因此，我就没有再向他学习。

    接着，我到一家日本纺织公司当书记。我得抄写日本字——片假名、平假名、日文汉字。因此，我的汉字基础就加强了。我也根据一本工具书来学习用手指打字。但是，我没有继续学习华文，我只是学习汉字，这是为了要了解日文而不得不学的。

    我从英国回到新加坡是在1950年。到了1951、1952年，又开始学华文。我和一位朋友一起学习。我们找到一位说话带有北京腔的人。我们有了一些进步，但是不是很认真地学习，因为课程是在傍晚开始的，每周两三次。我们将他讲的课用很小的古伦迪录音机录下来。它是一种逐句录音机，播放的音效很差。那项课程大概长达八到九个月，它让我奠下了一些基础，也让我重新记起了日文汉字。

    后来，到了1955年，我参加丹戎巴葛选区的竞选。当时有两名对手，其中一位和我一样是客家人。他向我挑战，要我在丹戎巴葛选区一起用华语辩论。当然，那对我来说可能会是一场灾难，所以我回避了他。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震撼。

    我说：“小孩儿别笑，我要学”，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是在认真地学习。

    而那时，我还得到万达街的群众大会上演讲，大约有三万到四万人挤在广场上。我得到一位新闻记者易润堂的协助。我跟他说：“润堂，帮我写一篇简短的华语演讲词。”他帮我写了一页。我花了几天苦练。他用了一段话：“我们都是诚实的人，我们是一个诚实的政党，而其他人是不可靠的，他们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我就好好练习这篇演讲词。

    您知道“挂羊头卖狗肉”这句话的意思吗？

    当然知道。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只是担心我不能念得准确。群众知道我在学习，他们为我喝彩——整个演讲很顺利。接着，我就认真学习华文。行动党支部日益壮大，身为党的秘书长，我得会见许多受华文教育的年轻工人。其中许多只会讲方言或华语。因此，我就决定专心学好华语，因为方言有那么多种，我学不来。每天到了午餐时间，在我位于马六甲街的办事处，我的一名党支部活跃分子，就会来教我一个钟头的华文。当我有了进步，他就买一本小书，教我共产党所用的字句与词汇，以及马克思哲学。那本书的书名是《人生观》。它是我对共产党政治最初的认识。

    到了1959年间，我已经可以用华语演讲而不会感到困难了。不过，我当然还是不断地在找新字、新词，因为我所认识的英文词汇比华文词汇多得多。